面對西方媒體無端指責，「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驟聽似是有力反駁。當然，今天也有不少外國媒體進駐中國採訪，這些記者又是否了解中國？曾在「金融時報」、「大西洋」雜誌等媒體評論中國時事的 James Thorpe 表示，近十年來，身在中國的外國記者，獲取信息的渠道和偵查新聞的空間愈趨收窄。
5 月 12 日，國際記者聯盟（IFJ）一份報告形容：「北京已將外國記者簽證武器化，迫使常駐記者離開中國。」報告計算，「過去一年，北京至少驅逐了 18 名外國記者，並凍結新記者簽證審批…… 由於一些國家在中國境內沒有常駐記者，境內的外國通訊社減少，出現中國新聞報道真空。」
派駐中國記者減少，要報道這個國家的新聞，如何是好？報告續指：「某些情況下，外國通訊社依靠中國官媒提供的消息為依據，中國新聞整體上便更偏向正面。」同時，不同外國通訊社取得的新聞資訊亦非千篇一律，因為：「中國在媒體宣傳方面非常精細、無孔不入，可以在國家層面回應每個國家的需求；不論是提供 Covid-19 醫療用品、政治支持或經濟投資。」
有外國媒體接受官方口徑「這就是中國」，也有從事調查採訪的記者，被拒續發簽證。美國 Buzzfeed News 記者 Megha Rajagopalan 曾駐中國 7 年，直至 2018 年不獲發簽證為止，她認為原因是自己撰寫的新疆文章。 目前 Rajagopalan 仍有撰寫有關新疆的報道，但她表示，因為無法訪問中國境內人士，難以看清他們的經歷。「只能與離開了中國，並擁有穩定移民身份的少數人交談。很多時候，我們從對方身上獲取的信息，已稍稍過時。」
Thorpe 表示，呈現中國本地觀點十分重要，因為在中國，官方推行大規模計劃前均會先作試驗。假如外媒只有少量資源及訪問權限，便代表更難追蹤整個推行過程。他舉例，2014 年新疆北部城市克拉瑪依禁止民眾在公共場所戴伊斯蘭頭巾及禁止蓄鬚。三年後，整個新疆都受相關法律限制。即使人們知道近幾年新疆有變化，但 Thorpe 認為，由於實地報道較少，媒體難以瞭解早期的禁止措施，如何影響日後的變化。
除了記者，海外學術研究人士想要研究中國，亦面對困難。維也納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教授 Christian Göbel 從事中國抗議活動研究，他稱自 2012 年以來，自己在中國實地考察取得的成果愈來愈少，訪問個人時往往都有當地官員陪同，而且受訪者會根據事前準備好的筆記回答問題。現時，Göbel 只好通過中國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大量中國網民的言論，嘗試藉此瞭解人們如何看待政府。
但跟 Rajagopalan 一樣，Göbel 的折衷做法亦有局限。他補充：「社交媒體往往把議題誇張放大，會給研究者更難解、更負面的感覺。」激烈的觀點在網上紛至沓來，可能會令 Göbel 這類學者無法從中看見其他較溫和或複雜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