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是重要的政策執行者，可以影響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福祉。在西方公共行政學中，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就成為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大峽谷州立大學 Danny Balfour 教授和密蘇里大學 Guy Adams 教授在 1998 年出版著作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提出「行政邪惡」（Administrative Evil），警告公職人員只講官僚理性，可以為社會帶來極大災難。該書至今已是公共行政學的經典著作。
在 60 年代，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提出過「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一說，指出成就極權的人，不一定窮凶極惡，也可能是一班沒有思想、唯命是從的人。Balfour 和 Adams 就進一步從公共行政的觀點，分析官僚環境如何造就邪惡。他們認為納粹大屠殺與一般公共政策無異，皆經一套現代的「組織過程」（organizational process），例如官員制訂政策時，會清晰作出定義、執行時有人負責「法令遵循」（legal compliance），任務後亦有完善的檔案保存系統。
在納粹大屠殺過程中，官僚人員其實無處不在，有負責抓捕猶太人、斯拉夫人和異見者的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專門充公家產的財政部職員，協助覓地興建集中營的市政官員，當然還有集中營內部的醫生、警衛和文書職員。Balfour 和 Adams 形容大屠殺是「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產物，而從技術角度來看，一眾納粹官僚亦確實克盡己責，能精準地執行任務，而且能夠適時變通，令施政暢順。同時納粹黨人也很講求「專業操守」，例如會嚴打貪污。
Balfour 和 Adams 表示，納粹大屠殺反映了現代專業主義的「道德真空」（moral vacuity），納粹德國敗亡後，絕大部分的涉事官僚不但沒有被懲罰，更加過渡到戰後的西德政府，有部分科學家甚至被招攬到美國政府，例如火箭科學家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後來成為了 60 年代末美國登月任務的功臣。90 年代南斯拉夫的種族滅絕事件，也反映了「技術理性」並不能阻止邪惡，而且類似的悲劇不斷在世界各地發生。
Balfour 和 Adams 進而指出，現代社會的四個特徵，把「行政邪惡」隱藏了。第一是社會側重科學分析，令到大眾很少討論「邪惡」等實然的道德概念。第二種特質是官僚制度變得成熟，個人分工變得更細緻，公職人員每天只需處理眼前零散化的工作。第三種是技術理性壓過了其他思考模式，局限了我們制訂和分析政策的框架。最後是出現所謂的剩餘人口、低端人口，愈來愈多社群的基本權益被漠視。
現時，很多國家的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士都會上過倫理課，但 Balfour 和 Adams 批評那種倫理訓練是「效益倫理」（utilitarian ethics），跳不出技術理性的框架，著眼於在官僚體制內，職員應如何抉擇，目的是要捍衛組織之整全，讓個體服從於狹義的職業道德，維繫公眾對組織的信任，例如杜絕貪污，講求政策執行的問責性和透明度；而好的官僚能夠靈活權變，但不能以公濟私。Balfour 和 Adams 認為這套倫理觀，不能令公職人員在不斷變化的時局中解決道德矛盾。
Balfour 和 Adams 呼籲，公職人員和公共行政學者要認清現代社會如何走向行政邪惡。他們認為喚起公職人員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是第一步，讓他們建立個人和專業倫理以外的社會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