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大家總聯想以色列右翼主張，左翼隨即批評為抹殺巴勒斯坦人生存權利，但現實的歧義往往超乎想像。歷史上曾有大批猶太社會主義信徒，試圖同時實現復國和共產理想，在巴勒斯坦建立多座公有制農業社區「基布茲」（Kibbutz），甚至會集體撫養下一代。如此社會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奇怪結合，究竟得出甚麼實驗結果？
在希伯來原文中，基布茲意思是「聚集」。著名已故英國猶太裔歷史學家朱特（Tony Judt），年少時亦短暫加入基布茲，他在臨終回憶錄「山屋憶往」（The Memory Chalet）解釋，早在現代以色列立國之前，左翼復國主義者便默默耕耘，堅信要拯救離散無根的年輕猶太人，把他們帶到巴勒斯坦遙遠鄉村集體屯墾，以重現傳說中沒有剝削、純樸又平等的猶太農民生活，這就是基布茲初衷。
首個基布茲誕生於 1909 年，成員都是自願加入，奉行志願勞動和平等主義，所有人穿著相同服飾、讀相同的書、吃相同的飯菜、使用公有的傢俱。在高峰期內，每個基布茲約有 450 名成員，社區就有如大家庭，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指導原則。英國文化雜誌「旁觀者」（The Spectator）指出，以色列正式立國以後，基布茲非但沒有式微，反倒蔚為風尚，1950 年有 6.5 萬人在基布茲生活，佔全國總人口超過 5%。
參選過美國總統的左翼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1990 年接受以色列報章「國土報」（Haaretz）訪問承認，1963 年在以色列海法市附近的基布茲志願勞動數個月，但後來對這段經歷三緘其口。前英國工黨黨科郝爾彬（Jeremy Corbyn）幕後軍師 Jon Lansman 亦曾公開承認，在基布茲渡過青少年時期，形容自己很欣賞「箇中社區感和激進主義」，生活其中是「非常政治化的體驗」。
中世紀村落般封閉落後
然而，現實的基布茲爭議不斷，隨著集體社區發展成熟，公有制流弊也顯露無遺。研究基布茲歷史的美國學者 Joshua Muravchik 在著作指出，集體撫養孩子的政策最先觸發成員鼓譟。基布茲為瓦解「資產階級家庭結構」，要求集體撫養所有後代，但不少父母都無法忍受骨肉分離，而沒有家庭看管的兒童，竟又形成幫派勢力，衍生意料不及的社會問題。
另一個觸發不滿的原因，在於集體社區抹殺個性。基布茲所有衣物都是公有財物，由中央洗衣房負責清洗，不得留有任何個人標記，後來愈來愈多婦女成員討厭安排，要求發放現金津貼購買屬於自己的衣服。
朱特還按照自身經驗，觀察到基布茲的恐怖現實。表面的意識形態堅持，只掩飾了許多成員膚淺狹隘的視野，他們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又缺乏關懷，只管農場運作、鄰居的配偶、鄰居的財產，背後經常因嫉妒而閒言閒語、互相指責。所謂的社會主義模範，有如中世紀村落般封閉落後。
他又引用米蘭昆德拉名著「笑忘書」意象，形容基布茲成員如圍著圓圈跳舞的人，縱情於志同道合的集體生活，把意見相佐的人排除在外，欣慰地慶祝精神、目標與衣著上的合一。即使身處在中東問題的暴風圈，基布茲成員仍沈溺於集體幻覺之中，對隔壁生活的龐大阿拉伯社群視而不見，自欺欺人而沒有貫徹左翼的平等原則，反倒孕育出唯我獨尊的種族思想：
僅僅透過集體的自我管理、或平等的分配生活用品，並不會讓你更懂得人情世故或包容他人。當基布茲助長了超乎尋常且洋洋得意的自尊時，這種生活便催生出一種最糟糕的種族唯我主義（Ethnic Solipsism）。
基布茲曾經實行「私有化」改革，透過發放薪資代替志願勞動，但始終無法挽救生產力危機。「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有才華又勤奮的人埋怨待遇不公而相繼離開，開拓者 Yosef Bussel 曾經預告，在基布茲成長的兒童，將有望實現未竟的社會主義理想，但事與願違，1970 年代大部分新生代不願意受困，大都離營出走。
無以為繼的基布茲透過借貸勉強運作，到 1980 年代終於釀成債務危機，要政府撥款救濟。時至 1990 年代，基布茲開始對外聘請經理，依據成員技能水平發放薪資，他們亦開始僱用非技術工人，負責清理社區垃圾。儘管如今尚有 270 座基布茲，但大多數都改行私有制，成員都獲配發股份，只有少數仍然堅守社會主義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