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有不少人為了自身安全，並要與極權長期作戰，而被迫離鄉別井，流亡他方，英、美、加等西方民主大國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地。這套流亡機制可遠溯至二戰，當時納粹德國橫掃歐陸，在各地扶植附庸政府，很多歐陸精英就遠走英國，建立多個流亡政府甚至組織軍隊，以謀復國大業。
兩名資深歷史學教授，牛津大學 Martin Conway 和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José Gotovitch 曾經編纂著作 Europe in Exile，記錄了 1940 到 1945 年間在英國流亡歐陸精英的生活。他們邀請了另外 15 名學者撰寫文章，書中分析的案例十分廣泛，由一些平民大眾如比利時的女性難民，到軍政機關如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隊，再到各國在英國設立的流亡政府，深入呈現出一段被主流史學家遺忘的二戰畫面。
在引言中，Conway 和 Gotovitch 指出，1914 年爆發的一次世界大戰，是近代史第一次造成大型跨國流亡社群，例如比利時就有數十萬人逃難到英國和法國。不同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異見者，也不同於 17 世紀時期數以十萬計外遷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一戰時的流亡社群跨越階級和意識形態，大家只望有天敵人敗亡，人們能重返故鄉。一戰結束後才 20 年，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喚起各國民眾在一戰的可怕回憶，很多人旋即踏上逃亡之路。
本來那些歐陸難民率先逃到法國，但當 1940 年 6 月法國戰敗投降，親納粹的維希政府被扶植起來，傀儡政權就把他們交予德軍。有些歐陸難民試圖前往瑞士，但當地收容政策十分嚴格；北非仍然有舊法國政府組織起來的反抗軍，但那邊也處於戰爭狀態，而且氣候極端。有一些難民會前赴中立國西班牙，不過右翼佛朗哥政權已囚禁了數千名比利時、波蘭和法國市民。英國成為了歐洲唯一一個歡迎大批歐陸難民的地方。
那些歐陸精英到達英國後，視之為反攻歐洲的基地。他們組織起來，當時比利時、荷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都分別建立政府，成為自己國家的合法代表政權。已故雷丁大學史學家 Nicholas Atkin 研究戴高樂將軍逃亡至英國後，在當地籌組自由法國。薩里大學史學家 Chris Mann 則講述挪威國王哈康七世與內閣政府，經水路逃到英國時，只有 13 艘軍艦和 400 名士兵隨行到當地，他們在蘇格蘭重整軍隊。
Conway 指出，當捷克斯洛伐克貝奈斯總統（Edvard Benes）落戶倫敦時，只能客居在倫敦西南部的一間偏遠小宅，但在盟友和流亡群體的支援下，他和其他同病相憐的歐陸精英一樣，由昔日敗軍之將，再次搖身一變成為一國之首。他們經常出席白金漢宮外交聚會，維持自由世界的外交體系。在盟軍支持下，自由法國指揮拒絕效忠傀儡政權的法屬殖民地軍，比利時流亡政府同時管理著比屬剛果，為盟軍作出重大貢獻，並在戰後以民族英雄姿態重回家鄉。
在戰後，英國依然是流亡政客經常選擇的目的地，包括冷戰時期，從共產陣營投奔到自由世界的人。到 80、90 年代，又陸續有一些中東異見者，從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地逃到英國，這些流亡群體文化十分多元，之間甚至充滿矛盾，但總算能和而不同。到今天，英國依然有不少流亡群體正努力不懈，為家鄉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