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學者和學生都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韓國的光州民主化運動。中國現代化初期，也曾出現過浩瀚的五四運動。愛國學生打著德先生、賽先生旗號，要求改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進步學者也一直沿途相伴。可是，五四運動和 80 年代的六四運動均一瞬即逝，在漫長歷史中，中國政府和學者都保持著一套互利共生的關係。
美國哈佛大學知名政治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社會學期刊 Theory & Society 發表研究，分析中國政府和學者如何勾結共謀，令獨裁體制得以延續下去。傳統政治學家認為，一個社會教育水平愈高，人們可以更有批判思考，也更便利公民社會的協調工作，從而危害專制政權。他們認為獨裁者更傾向採取愚民政策，令社會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教育，而大學是生產和追求新知識的地方，更加是獨裁者的大敵。
然而，裴宜理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她認同在過去歷代民主運動，都有進步學者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些學者只是少數，更多人選擇順從甚至支撐政權。她認為專制政府不一定抗拒投資於教育，教育有助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高明的統治者能夠控制教育機構，令知識分子願意賣命，協助延續政權。裴宜理於是提出新概念「飽學順從」（educated acquiescence），形容政府對知識分子許以重利，例如功名利祿，而知識分子就為政權賣命，傳播有益於政府的思想。
裴宜理便以中國為例。中國自從漢朝獨尊儒術，知識分子就成為了歷代皇朝的骨幹，其中到唐宋時期，甚至發展出嚴謹的考試制度，讓當權者選拔人才，令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皇朝興衰緊扣在一起。裴宜理也補充指，中國科舉考試，內容抽象而重視考生的背誦能力，成功統一知識分子的思考和書寫方式，規範讀書人研習的內容，令政治文化同質化（homogenization），更重要是達到招安效果。
到了新中國時期，政府和知識分子的互利關係一度變得不再一樣。1956 年，中共表示對「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殊不知是要引蛇出洞，最終 1957 年反右運動就把數以十萬計的人打成「右派」，當中不少知識分子被指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所荼毒。到 1966 年起的十年文革，知識分子下場就更悲慘，毛澤東鼓動紅衛兵批鬥學者，又有很多知青被號召上山下鄉，全國的教育事業都大抵停頓。
到文革過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也一度對西方的高教制度感興趣，認為國家需要人才來推動經濟變革。其中一個最具標誌性的政策，是 1977 年重辦高考，總理李克強和外長王毅也是當年考生。裴宜理指當年改革為高教界帶來更多空間，卻無以吸納日益膨脹的知識分子人口。政府增加大學學位，但教育投資又追不上，無法改善師生生活質素。市場化改革衝擊鐵飯腕制度，大學生前景未卜，加上官僚貪腐，以及停滯不前的民主化步伐，致使 1989 年爆發六四學運。
六四過後，中國學界又迎來新一個階段。過去近三十年，每年都傳出工人、村民的維權事件，另外還有反環境污染示威，但裴宜理形容，除了偶爾出現在政府鼓動的民族主義示威外，中國學生和學者一直沉默。她認為五四和六四運動反映現代化後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不是特別被動順從，只是六四後政府變得更聰明，更懂駕馭學界。中共重新採用部分毛澤東年代的思想指導模式，同時又向大學大舉撥款。
裴宜理提出了幾套機制，來維持互利共生。首先，中國發展出嚴密機制，控制校園，例如把學生分為「班集體」，每班安插政治可靠的學生，又派遣「輔導員」為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教育。另外是製造出各種專業化標準，審核學者的表現。中國會視 QS 等國際排名為目標，提供大量研究資助，鼓勵學者在高排名的期刊發表文章。這套標準看似科學客觀，也能令中國高教產業爭取國際聲望，但就令學術去政治化，猶如從前的八股文科學制度。
這套現代評審制度，主宰學者升遷，成功者才可以獲得長約，頂尖者就有薪酬獎勵，近年政府更開辦了數以百計的智庫，分封知識分子之餘，又可以讓他們為政府出謀獻策，一套共謀互利的關係由此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