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入境條例」修訂，政府可授權入境處處長「指示某運輸工具不可運載某人」。大律師公會憂慮入境處處長的權力難以受到約束，修例會威脅香港人的出境自由。後來，保安局回應指修例只是針對來港航機，港人出入境自由依然受到基本法保障，但已令不少港人忐忑不安。出入境自由被視為現代人權理念很基本而且古老的一環，不容剝奪。
新南威爾士大學法學教授 Jane McAdam 就撰文，爬梳出入境自由的歷史。出入境自由又稱「遷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McAdam 形容出入境自由是一種不整全的權利，基於主權原則，人們能否進入他國，仍然要得當地政府批准。但出境自由普遍受到認同，「世界人權宣言」第 13 條就提到：「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出入境自由同樣受到其他條約，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多國的憲法保障。
McAdam 認為，早在古希臘年代，哲學家已經提倡出境和回國自由。她引用柏拉圖在「克力同篇」所提及蘇格拉底對雅典城邦的構想：「基於自由理念，我們會向雅典公民宣佈，若果他們不喜歡這裡，而又成年，又了解城邦的模式，也讓我們了解情況，我們會容許他們帶同財物，到想到的地方，任何的法律也不會阻止或干預他」。在那個時候，希臘各地公民基本上可以自由往來，地中海變成一個文化大熔爐，來自各地的人混居在一起。
到了古羅馬時期，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形容自由為「我可以到想去的地方，又可從我想到的地方過來。」在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羅馬城 90% 的人口都是外地人。到 16 世紀初，一些思想家構思國際法時，亦視遷徙自由為重要價值。當時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的著作「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就主張公海可以自由航行，荷蘭人有權遠洋東航，並與當地人進行貿易。
去到 18 世紀，西方國家處於啟蒙時代，出境和回國的自由已經融入法制條文之中，例如「1791 年法國憲法」把其列為第一項自然及公民權利，訂明「人人都有前往、逗留、離開的自由」。在 1775 年，英國法學家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提及在普通法中，離境自由是人身自由一部分，每名英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絕對權利（absolute right），去「實踐移動的權力」（power of locomotion）。而布萊克斯通的思想，也影響了美國、澳洲後來的憲法發展。
踏入戰後，各國思考如何建立人權體系時，由於主權因素，「遷徙自由」沒有被完整納入其中，但當時各國代表都認為，出境和回國自由是普世人權重要一環。瑞典已故國際法史學家 Stig Jägerskiöld 就認為，沒有出入境自由的話，人們可能無以與親戚朋友聯繫，當在祖國無以維生時，又不能找到更佳的工作機會去改善生活，他們或無法繼續學業、結婚和家庭規劃，嚴重者可能被政權迫害。以上的情況都嚴重侵害人的尊嚴，與世界人權宣言精神相左，因此現代文明國家都會尊重出境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