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柏林圍牆倒下時，人們想像民主制度會主導未來的國際秩序。然而過去 10 年，中俄等專制國家崛起，自由世界面臨巨大挑戰，各地出現民主倒退。由古希臘文明到意大利城邦，民主都曾經興盛，然後又步入專制。我們這個世代會否走向同樣的結局？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 David Stasavage 就在學術網站 Aeon 撰文，探討我們可以從初代民主學到甚麼。
有些捍衛專制主義的人會認為，民主只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東方社會有截然不同的一套亞洲價值，但 Stasavage 並不同意。他指出，今天我們無疑會用古希臘先賢提出的概念來理解民主制度，例如英文 democracy 字根就是希臘文 dēmokratía。但如果民主泛指人民直接管治或授權代表治理國家的話，其實在過去不少世紀，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制度，包括遠古的美索不達米亞城邦、公元前 6 世紀印度的共和國、中世紀北美原住民的易洛魁聯盟，以及前殖民時期的非洲部落等。
人們會透過部落大會和市議會等形式，集體商議政策。Stasavage 指出這些早期民主社會有幾項特徵，例如規模細小，管治者要仰賴人民的技能和知識，以及人民有離開社群的自由，這些特徵令早期民主得以維繫。Stasavage 認為，我們不可能將古代民主的方式移植到今天社會，但可以透過古人的經驗，明白現代民主的強項和弱點，幫助我們思考民主最根本的問題：如何能真正把權力歸於人民。
古代和現代民主其中一個最大分野，是政體規模。有些部落規模很小，民眾自然可以經常集體磋商，有一些規模較大的政體，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馬里王國，民主實踐就限於市鎮議會。北美的休倫族邦聯，人口大概有 2 萬，但他們也會密集居住。古代政體規模細小，人民可直接和深入地參與政治討論；相反，對很多現代人而言，政治參與只限於數年一度的選舉，其他時間則由代議士處理所有問題。當政體規模變大，政客難與民眾接觸，人們亦容易對政客失去信任。
美國政治學家 Yuval Levin 就提倡「基層化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來克服「規模問題」（problem of scale），建議盡可能把政策權力下放到最基層的地方組織。很多民主國家都正實行各種參與式民主的實驗，例如讓市民透過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決定地方政府開支。可是，Stasavage 認為基層民主始終有其局限，例如在國際經貿、外交、憲法設計等國家核心議題上，難以把權力轉交到地方政府。
Stasavage 指出，若果把政治回歸地區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另一個做法就是要加強政府和公民的聯繫，把決策資訊散播到社會各界。早在 18 世紀末，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James Madison）就提倡政府要資助報紙，令人民知道政事。而到現今社會，人民要接觸資訊就更加容易，反而捍衛民主的人，要思考如何對抗假新聞，以及其所造成的兩極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