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是歐洲擺脫蒙昧、思潮激盪的時代，美國著名文化史學家 Robert Darnton 在新書 Pirating and Publishing 指出，在知識產權未成熟的 18 世紀，啟蒙運動實靠盜版印刷推上高峰。出版商在豐厚紅利誘使下，大量盜印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作品，即使被官方標籤為異端邪說的禁書，仍能夠透過盜版書市傳播，令啟蒙思想植根民間，引爆法國大革命。
美國文化雜誌 Lapham’s Quarterly 刊登的新書節錄提到，現今盜版事業都是不光彩的地下活動，但在 18 世紀卻大都沒有明文規管，更有盜版書的商人是社會賢達。他們的營商手法，體現於瑞士出版商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STN）董事的格言：「計算，一門用於證明的科學。」
STN 由 4 名貴族創辦於 1769 年瑞士納沙泰爾州（Neuchâtel），為滿足市場對法文書的需求，他們會憑藉獨到的營銷眼光，有系統地盜版個別作品，以傾銷到法國和歐洲各國。其中領頭的貴族是 Frédéric-Samuel Ostervald，他和夥伴本身沒有任何出版經驗，成立印刷廠後，諮詢過幾家龍頭地位的書商專業意見。
低地國家的最大書商 Pierre-Frédéric Gosse Jr.，擁有 30 年豐富書籍推銷經驗，對法國市場瞭如指掌。他不但成為 STN 重要顧問，後來還落訂盜印多部巨著，以低價傾銷。STN 首年盜印伏爾泰合共八卷的長篇著作「百科全書上的疑問」（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是研究的經典案例。
理想主義者與投機分子的串謀
1770 年 3 月，Ostervald 首次透露有意與伏爾泰接洽，以對方提供的修訂手稿重編作品。Gosse 確信為伏爾泰出書必定大賣，在回信中把賣書媲美「純金事業」（an enterprise of solid gold），承諾會大舉落訂，即使作品可能受審查而不能公開發售，但禁令「只會催谷銷情和銷量」。
不過，這次出版計劃轉眼就循反常的方向發展，Ostervald 不打算花功夫校對和重編作品，反而盜印日內瓦出版商 Gabriel Cramer 的原版，試圖瞞天過海，強迫 Gosse 收貨。更叫人意外的是，盜版計劃原來有伏爾泰本人支持 —— 年屆七旬的伏爾泰早就不愁衣食，50 多年與出版商合作的經驗，令他看透行內營銷技倆，而且年邁的他更在乎知識傳播，務求以啟蒙思想「打倒邪惡」（Écrasez l’infâme）。
於是伏爾泰決定要「翻自己的版」，親手把 Cramer 校對和編輯等所有文本資料，一併交予 Ostervald 翻印。伏爾泰又盤算，「百科全書上的疑問」一書早晚會被盜印，那倒不如由他親自監製盜版過程，避免作品意思被人竄改。
不虞有詐的 Gosse 收到第一卷「百科全書上的疑問」後大發雷霆，去信 Ostervald 指責，還以為對方是根據伏爾泰手稿重新審訂編輯，豈料是盜印 Cramer 版本。但 STN 版價錢相當於原版的七折，Gosse 可能受價錢引誘，所以沒取消訂單，僅在信中忠告，必須在原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未推出前加快印製，「否則無異於晚餐過後才奉上芥末醬」。
雖然 Ostervald 對滿足需求滿有信心，但欠缺出版經驗下，他最終無法如期出貨，先有印廠工人臨時辭工，工頭又統籌不力，印製完畢又遇到運輸問題，要足足 6 個星期才運抵目的地荷蘭，結果原版第二和第三卷已經捷足先登，在荷蘭書市流通。但無論如何，這都成為 STN 首次盜版印刷經驗。
諷刺的是，日內瓦政府以伏爾泰作品「對神不敬」為由，1772 年 3 月禁止 Cramer 繼續印刷該作。伏爾泰為求作品流通，而發表滑稽的聲明：「特此允許任何書商印刷我的拙作，不論真偽，只要他們自行承擔風險、險阻和利潤即可。」
嚴格而言，在版權制度未成熟的年代，Cramer 既沒有向伏爾泰正式買入版權，又沒有印刷作品的法理依據，正版與盜版難有嚴格之分。但伏爾泰依然敦促，Cramer 在第二卷加印「正貨」告示，而 Cramer 也似乎對盜印行為心知肚明，打擊盜版只是想要確保第一刷的銷情。
透過 STN 留下的詳實出版記錄，Darnton 得以在著作中重繪 18 世紀末歐洲知識傳播地圖。由荷蘭到瑞士等多個法國鄰近地區，出版商都看準法國禁書市場，透過大規模盜印和傾銷作品以發大財。這場理想主義者和投機分子串謀的龐大事業，令啟蒙思想得以在法國各處落地生根。「百科全書上的疑問」出版的 8 年後，伏爾泰與世長辭，無緣目擊 11 年後法國大革命爆發，人民在啟蒙思想動員下顛覆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