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我們」和「美麗新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如預言書般映照當下的高科技極權統治，近年一度重登暢銷書榜。英國著名哲學家 John Gray 最近卻在文化雜誌「新政治家」撰文分析，創作於一個世紀前的「我們」，不但是三部經典中最早成書，作家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更在蘇聯飽受批鬥和牢獄之苦，是當中唯一來自反烏托邦現實的作家。
1929 年 5 月，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RAPP）成員、詩人 Aleksandr Bezymensky，發表用共產黨術語堆砌的一首奇怪短詩「社會優生學證書」，指名道姓批鬥薩米爾欽：
類：薩米爾欽。
屬：葉夫根尼。
階級：布爾喬亞。
在村裡：一名富農。
墮落的產物。
腳註：一個敵人。
薩米爾欽是蘇聯最著名作家之一，當年政治處境日益嚴峻，於同年 9 月正式退出蘇聯作家協會，兩年後去信史太林請求批准離國，在蘇聯官方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求情下得以成行。1931 年薩米爾欽偕同妻子流亡巴黎，1937 年心臟病發，與世長辭。
其傳世名著「我們」以俄文寫成，1924 年翻譯成英文才首度面世，但真正令它成名，還要多得奧威爾（George Orwell）落力推廣。1946 年奧威爾在季刊 Tribune 刊登書評，形容這部反烏托邦未來寓言為「焚書時代的文學瑰寶之一」，相信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 1932 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受其影響。
兩者相比，奧威爾認為「我們」技勝一籌，故事描繪極權監控社會下，個人愈來愈不服從的故事，相較「美麗新世界」只是「直觀地把握了極權主義的非理性面向 —— 人類犧牲、以殘暴為終極目的、崇拜賦予神聖特質的領袖」。奧威爾其後發表的「一九八四」則揉合兩者元素，並坦言受到「我們」啟發。三部經典對性與慾望的未來想像略有不同，但他們同樣把禁忌之愛視為反抗泉源。
現實中的反烏托邦角色？
奧威爾書評最終令「我們」榮登經典，但文中部分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赫胥黎後來便澄清，事前其實未聽聞過「我們」，創作「美麗新世界」是想回應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的 1923 年小說 Men Like Gods。知名進化生物學家霍爾丹（J.B.S. Haldane）在 1924 年論著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對赫胥黎影響更為深遠，書中敦促人類通過優生學和人工繁殖，掌握自我進化的未來，構成了「美麗新世界」的基本世界觀。
奧威爾的另一個錯判，是以為「我們」創作於 1924 年列寧離世左右，但根據 2013 年薩米爾欽傳記 The Englishman from Lebedian 考證，「我們」其實撰寫於政治打壓日益劇烈的 1919 至 20 年間。當時秘密警察組織契卡（Cheka）規模膨脹至人數以十萬計，1920 年社會革命黨在農村起義，紅軍與契卡不但槍殺人質、焚燒村莊，還用毒氣阻止農民逃入森林。
在小說世界中，薩米爾欽同樣描繪極權社會的面貌，對應現實中世界大戰剛結束，小說亦是以經歷完滅頂戰爭的世界做背景。雖然時間為多個世紀以後，但薩米爾欽主要關懷的不是未來，若了解薩米爾欽的政治參與，便明白作品更可能在回應蘇聯的極權現實。
年輕的薩米爾欽為反抗沙皇暴政，曾以學生身份加入布爾什維克，1905 年革命期間秘密行動，負責匿藏小冊子和武器，革命失敗後單獨囚禁 3 個月。薩米爾欽後來在聖彼得堡受訓成為海軍工程師，走訪全國各地檢查港口和潛艇，公餘時間持續發表短篇小說。戰時到英國為俄國破冰船監工，期間寫成小說「島民」（The Islanders），嘲笑英國的階級制度和虛偽。其追求獨立自由的個性，很快就與新成立的蘇聯發生衝突。
1917 年十月革命爆發後數星期，薩米爾欽公開反蘇立場，1919 年 2 月受到契卡拘禁審問，5 月又被指勾結社會革命黨再次被捕。兩年後政治形勢更趨嚴峻，其好友兼文學理論家古米廖夫（Nikolay Gumilyov），被控參與一場官方虛構的君主復辟陰謀，連同 60 人在森林被處決。翌年蘇聯遞解超過 200 名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出境，但在拘留薩米爾欽後，未能決定處置方案。對於是否要流亡，薩米爾欽自己也無法下定主意，直到數年後終於走投無路。
以人類的不完美推翻完美獨裁
與薩米爾欽身世相似，「我們」的主角 D-503 同樣是工程師，負責為政府建造火箭，征服其他星球。主角居住的聯眾國（One State），由稱為「恩人」（Benefactor）的領袖統治，社會乃按照極致理性規劃，所有人居住玻璃屋，方便受持續監控，大家以號碼互相稱呼，行為都以數學公式計算，分配每人每日的時間。一道稱為「綠牆」的玻璃牆，把人民與外部世界分隔開來，彷彿就是蘇聯極權社會的寫照。
作為反烏托邦小說家，薩米爾欽並非認為人類不可能實現烏托邦，他所反對的，其實是極致完美的烏托邦理念本身。任憑人類如何運用理性構想完美的社會模型，一旦全心全意付諸實行，必然會以獨裁專政收場。他所關心的，與其說是政治壓迫，不如說是極致理性主義對人類靈魂的侵害。人類的創造力與充滿破壞力的激情總是一體兩面，烏托邦計劃本質上就是反烏托邦。
時至今日，雖然蘇共式反烏托邦社會已經煙消雲散，但中國卻利用高科技構築現實版「我們」和「一九八四」，無形防火牆把國民與外界分隔，人民不用居住玻璃屋，老大哥的眼睛早就無處不在。西方世界濫用抗抑鬱藥早成社會隱患，18 年間美國有 40 萬人死於鴉片類藥物，與「美麗新世界」部分故事元素相似。
反烏托邦既成現實，或者是反烏托邦小說沒落的原因，但 Gray 深信，薩米爾欽、赫胥黎和奧威爾作品仍有現實意義。雖然小說主角的反抗全部失敗告終，世界依然存在反抗的可能 —— 如「我們」的牆外原始世界、「美麗新世界」的野蠻人保留區、「一九八四」稱作普理的平民百姓，他們都殘存不羈放縱愛自由的本性。在薩米爾欽眼中，搗毀以極致理性建立的完美獨裁，希望盡在人類不完美的非理性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