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大流行之下，更加泛濫的假新聞不只愚弄人民，更成為不少國家打壓異己的藉口。根據國際新聞協會，在去年 3 月至 10 月，已有 17 國通過打擊「網上虛假資訊」或「假資訊」的新法。但很多條文廣泛而模糊，是非黑白全由政權定斷。報道「損害國家利益」的真相，可反被指為散播謠言，新聞工作者從此失去的，除了自由，更有性命。
「經濟學人」報道，埃及記者 Mohamed Monir 在去年 6 月被捕，原因之一是他曾撰寫文章狠批當局抗疫不力，被控散播假新聞、濫用社交媒體及參與恐怖組織。還押候審期間，Monir 感染武漢肺炎，在醫院隔離期間死亡，從一段在 7 月拍攝的影片所見，他在死前數小時呼吸困難，向人乞求氧氣。而這只是武肺疫症爆發後，極權「以假亂真」、操控輿論的冰山一角。
一些國家對「打假」表現得正氣凛然，包括向來嚴格管制言論的俄羅斯。去年 3 月當地立法，禁止媒體故意散播有關武肺等公共安全的假資訊，違者最多可被罰款 14 萬美元（約 110 萬港元）甚至入獄。有網站編輯便因報道已有千個墳墓挖來預留給武肺死者，被判罰款 6 萬盧布（約 6,300 港元）；自由記者 Tatyana Voltskaya 則因訪問一名醫護工作者，對方形容國內呼吸機短缺等抗疫困境，在 12 月被罰款 3 萬盧布（約 3,200 港元）。
保護記者委員會倡導總監 Courtney Radsch 則指，部分國家恢復過時的舊法，表面上是要打擊武肺相關的假新聞，實際是要妨礙獨立新聞業，或是「報復作出惹怒他們報道的人」。以約旦為例，政府在去年 3 月採用 1992 年的「防衛法」，允許當局可在特殊情況下宣佈緊急狀態，卻也可以無理審查媒體甚至使其停運。新聞網站發行商 Jamal Haddad 便因發佈一篇質疑為何官員優先接種疫苗的報道而被拘留。
某些聲稱暫時實施的新法，亦遲遲未見撤銷。譬如去年 3 月，匈牙利宣佈緊急狀態，散播「錯誤資訊」者最多可被判入獄 5 年，6 月時一度結束，11 月卻以第二波疫情為由恢復。南非同在去年初臨時立法，規定發佈有關疾病的錯誤消息可被罰款或最多監禁半年，縱使至今僅有少數人被捕，對記者的管制亦相對寬鬆，但當地報章 Cape Times 編輯 Siyavuya Mzantsi 憂慮，此舉為限制報道開了先例。
這些法例令採訪工作更加難為。在匈牙利，消息來源者不太願意透露實情，有獨立新聞網站要由 3 名律師核查報道，確保所有內容符合規定，政府行事更為秘密，抗拒回答獨立媒體的提問，甚至成立「行動小組」專門應對傳媒，所有關於本地醫院、學校及地方政府的查詢，全由中央政府控制。而在近日爆發政變的緬甸，更有「真實新聞資訊小組」主力打壓關於軍方犯罪的報道。
一些新聞工作者迫於無奈，只能流亡保命，例如從白羅斯逃往波蘭。很多尼加拉瓜記者亦移居哥斯達黎加，譬如傳媒人 Lucia Pineda 在前年被捕及監禁半年後，便將其新聞網站 100% Noticias 遷至當地，另一個網站 Nicaragua Actual 雖亦是如此，其聯合創辦人 Gerall Chávez 卻仍憂慮人身安全，去年夏季他曾在 Facebook 接獲死亡恐嚇， 仍在尼加拉瓜的父母亦經 USB 記憶體收到同樣威脅。
自我審查則成為傳媒人的另一種新常態，特別是在那些早已存在這類法例的國家。孟加拉在 2018 年通過「數碼安全法」，對被裁定觸犯「網絡恐怖主義」的記者或個人處以高額罰款。有新聞工作者解釋，這造就了一種恐懼文化令記者們噤聲，政府毋須訂立新法也可辦到，他甚至形容：「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司法是如此脆弱…… 假如政府想要騷擾誰，他們不用行使任何一條法例。」
在重重壓迫之下，新聞工作者正在改變發佈資訊的模式。去年 8 月，白羅斯爆發反政府大型示威，當局一度斷網及拘捕大批記者，但在 8 月中至 11 月中，新聞網站 Tut.by 的 Telegram 頻道訂閱人數增長了 28%。匈牙利新聞網站 Atlatszo 則拒絕「跪低」，報道政府處理疫症危機的爭議，每月平均瀏覽次數從前年的 18.2 萬，躍升至去年的逾 28.5 萬。編輯 Tamás Bodoky 相信：「人們尋求的是有關疫症的報道，而非政府的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