瘧疾如今幾近在香港絕跡，但這種由瘧蚊傳播的熱帶疾病，開埠兩年後曾經蹂躪全港，疫症名為「香港熱」（Hongkong Fever）。有歷史研究就指出，這場瘟疫帶來的集體創傷，至今還烙印在這座 180 年歷史的城市，不但催生了半山區，還從此決定了今日西環至中環、金鐘至灣仔等各區面貌。
1843 年 5 月 3 日，即香港正式被授予「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名銜前一個月，尚未就任港督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以英國全權代表身份，從維多利亞城的核心中環騎馬到名為西角（West Point）的山坡，即大概今日西環警署位置，當年為英軍第 55 步兵團的軍營所在地。砵甸乍視察軍營發展的同時，原來一場瘧疾瘟疫亦正在營中醞釀，緊接的半年便會肆虐全城。
損兵折將的神秘疫症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建築史助理教授 Christopher Cowell 專研大英帝國建築與城市空間規劃，曾經發表論文，探討這場瘧疾疫情如何決定香港今日的空間佈局。該研究指出，瘧疾病原體為瘧原蟲，以瘧蚊為宿主傳染人類。香港爆發瘧疾，原因之一是英國殖民期間，不經意從外地引入瘧原蟲，但當時西方尚未有細菌理論，無法確定病因，往往不懂得有效防疫。
在維多利亞城成立的兩年間，不少建築物都是急就章興建，西角軍營便造價低廉，疑似興建在荒廢梯田上，成為蚊蟲滋生的溫床。另一方面，1842 年「南京條約」簽署後，雙方仍等待確認換約，期間英方要求重新釐清土地所有權，砵甸乍遂於 1843 年 4 月下令所有工程暫停，皇后大道兩旁的多個地盤變成水坑，成為瘧蚊滋長的理想環境。在所有不利條件聚合之下，一場瘧疾瘟疫已經在所難免。
第一波疫情由 5 月開始至 7 月，當局察覺發燒病人無端急增，更接連有患者病逝，病例主要集中西角軍營及城東的黃泥涌，即是今日的跑馬地。官方曾以為中環地區可以倖免，但第二波疫情由 8 月開始蔓延全城，疫症更得名「香港熱」。截至同年 11 月疫情退卻為止，瘧疾奪去軍方 24% 人員性命，有 10% 洋人居民染疫死亡，估計華人死亡比例相約，但官方卻沒有統計數據。
為求免疫，政府官員和多名商人避難澳門，駐港海軍也不敢上岸大興土木，又以醫療船為總部，但首位駐港海軍高級軍官山豪士上校（Le Fleming Senhouse）依然染疫身亡。最坎坷必定是第 55 步兵團，共 526 名士兵，竟然病死 242 人。駐港陸軍司令德忌笠（George Charles d’Aguilar）甚至宣稱：「如要守住香港，每三年便要折損一整個兵團，如要有 700 名士兵執勤，便有需要派兵 1,400 人。」
居住半山區可保障健康？
初開埠便受到神秘疫病侵襲，難免衝擊商界對前景信心。政府於是多次委任專家調查疫情，有委員會在 7 月推斷病因是西角植物繁茂、天氣炎熱、軍人長期夜班工作，但當疫情擴散全城後，澳門英文報刊「廣東周報」（Canton Press）又推測，可能是陽光下長期曝曬所致 —— 當時確實有理論認為，無瓦遮頭是發燒成因，換個角度批評砵甸乍 4 月下令地盤停工，以致減慢建屋速度。
經過多次調查和爭論後，港府內部開始凝聚共識，空氣流通被視作關鍵。駐華英軍總司令索爾頓勳爵（Lord Saltoun）副官根利咸（Arthur Cunynghame）在回憶錄中提及，維多利亞城位於港島北岸，背後有連綿山脈阻隔夏天的西南風，令城內悶熱，空氣難以流通，城東的黃泥涌更有稻田和植物散發瘴氣，相信是致病的源頭之一。相對而言，赤柱駐軍只有很少病例，證明南岸在夏天有通風優勢。
海軍醫療船的醫官韋遜（John Wilson）發表報告，同樣呼應根利咸的觀點。他依此建議海軍醫院選址要「適度提高位置」（moderately elevated position），增加病人的存活機會。隨後有愈來愈多專家都認為，在山腰建屋可以促進健康，首任裁判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在高地興建的監獄，囚犯死亡率奇低，更令發展商確信位置愈高愈保障健康，香港島半山區（Mid-Levels）也於焉而生。
軍方在金鐘的掠地大計
至於西角軍營，疫後固然受到軍方唾棄，但找甚麼地方重置軍營，就引發軍方與文官政府的衝突。其實早在爆疫以前，軍方已要求在今日金鐘區重置軍營，但受到砵甸乍百般阻撓。因為港島平地稀少，維多利亞城需要以中環為中心沿岸擴展，東側的金鐘貴為市中心地段，理應發展商業最合適，但假如被軍方所盤踞，必然會打斷橫向的城市結構，阻礙中環與灣仔和銅鑼灣聯繫。
當時金鐘雖然有軍械庫、軍需處和指揮總部，但同時建有住宅、倉庫，而且有人煙鼎盛的廣州市集（Canton Bazaar）和摩根氏市集（Morgan’s Bazaar）。砵甸乍既歡迎市集擴張，又視金鐘地皮為 1844 年 1 月賣地的焦點，屬全城最貴價地段之一，因此下定決心阻撓軍方全面吞併金鐘，甚至不惜重購軍方用地。砵甸乍亦深信，軍隊應繼續駐紮西角，以守護維多利亞港出入口最合理。
可惜，軍方成功把握了西角爆疫的時機，強推重置軍營計劃；另一邊廂，砵甸乍因防疫不力而處於劣勢，其身為英國全權代表，經常要離港處理外交及貿易事務，同樣令軍方有機可乘而佔盡上風。
在無視砵甸乍的意願下，工兵少校艾德柱（Edward Aldrich）受命於軍方研究重置方案，在 1843 年 6 月 28 日發表 16 頁報告，計劃吞併整個金鐘區至今日香港公園的半山區，建成域多利兵房（Victoria Barracks）及美利兵房（Murray Barracks），形成自足的軍事社區。如今搬遷至赤柱的美利樓、活化成茶具文物館的旗桿屋（Flagstaff House），均出自艾德柱手筆，建築都兼顧通風和遮陰考慮。
索爾頓向砵甸乍呈交重置方案時，以毫不客氣的口吻迫對方就範：「這個或任何其他防禦工事計劃，都是軍方人員受命制定，並得到我作為軍方司令的認可，你應當立即作出決定，如你樂意的話，我們都可以等候局長和國會批准。」
可以想像砵甸乍收信後定必暴跳如雷，但除了向倫敦政府重申理據外，砵甸乍其實無能為力。最終，香港爆疫消息與軍營重置方案幾乎同步抵達倫敦，時勢都不站在砵甸乍一邊，金鐘成為軍方囊中物，砵甸乍亦意興闌珊下於翌年離任。
1843 香港再出發
軍方盤踞金鐘後，金鐘道兩旁的市集和民居一律清空，過百年間，金鐘區都是重門深鎖的軍事重地。直到 1970 年代，軍方才逐步騰出用地供港府重新發展，後來建成香港公園、酒店及商廈建築群，但金鐘仍沿用地名 Admiralty，意即「海軍部」。當年規劃軍營的艾德柱，以其命名的東區海灣 Aldrich Bay 將被中文翻譯為「愛秩序灣」。
中環無法向金鐘擴展後，商業活動改向上環方向延展，鄰近中環的華人市集和民居被逐步迫遷，安置到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形成實際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在 1894 年鼠疫爆發之前，港府都甚少介入華人社區事務。至於西角軍營，1844 年拆卸以後彷彿不曾存在過，新規劃的薄扶林道會穿越軍營舊址，此區亦將取名「西營盤」，1850 年代起重新發展，安置因太平天國起義而落難的大批華人。
在今日灣仔春園街，鴉片商人顛地（Lancelot Dent）原先興建多座臨海洋房和一座泉水花園，曾打算發展為市郊的洋人後花園，但隨著金鐘軍事區阻隔灣仔與中環的聯繫，洋人又爭相遠離岸邊、遷居半山，發展大計也隨顛地離世幻滅，地皮最終轉售給華人，從此風光不再。原來泉水花園 Spring Garden 之名，意指「泉園」卻被誤譯為「春園」，為今日春園街街名的典故。
這場瘧疾瘟疫由於死者眾多，原來位於灣仔山邊的墳地不敷應用，當局要在黃泥涌的西側開闢新墳場，即我們今日所熟識的跑馬地墳場，毗連更有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祆教墳地。曾幾何時，這裡還標誌著維多利亞城的邊陲，也是居民共同的心理邊界，如夢魘般警惕著初代居民瘟疫的可怕，以及開埠初年的艱苦歲月。
資料來源
-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hristopher Cowell,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 鄺智文、蔡耀倫著：「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 1840-1970」香港：中華書局，2018
- 余震宇著：「港島海岸線（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