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做總統不足兩星期，緬甸發生政變，俄國則因反對黨魅力型領袖 Alexei Navalny 被捕且入獄，引起幾十個城市抗議示威。
剛進白宮的拜登，曾經是奧巴馬的副總統。這兩件事的時機恐非巧合，似是幕後有一股推手，考驗拜登的外交危機能力。
尤其杜林普四年，世界相對平靜，包括中東，能令杜林普有能力集中對付東亞，亦即中國。
但拜登一上位，中國此一「單一焦點」，即為美俄關係與緬甸政局分散。此中有何玄機？
普京在杜林普四年期間，相對蟄伏。
但在 2014 年，俄國公然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拜登做副總統那八年，是奧巴馬全球外交無所作為的副總統。
奧巴馬以所謂種族平權的神話上台，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造就了美國有色人種的成功感，所謂 Yes We Can，又因反恐戰爭的環境下，刺激更複雜的弱勢族群認同。
Yes We Can，是奧巴馬八年令美國轉為「內向型強權」（Inward-looking Power）的八年。奧巴馬想將美國「改變」（Change）為一個左派理想中的大同社會。
在奧巴馬的平權神話之中，他只關注全民福利、控槍、全球暖化，並配合華爾街擴張全球化的利潤，並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但同時放縱中國在南海擴張。這一切，都始於諾貝爾委員會，將一個莫名其妙的和平獎頒給奧巴馬，令其八年不但國際形勢動亂，伊斯蘭國頻頻處決人質，美國國內還發生巴爾的摩慘案，黑人遭警方暴力執法而被擊斃等血案。
但美國左翼卻沒有怪責奧巴馬，令黑人的命運更悲慘。「黑命貴」於此期間抬頭。
奧巴馬和拜登的八年，只以擊斃拉登一役操控民意的良好感覺，卻放手讓伊斯蘭國在中東擴張。奧巴馬大力推行他的社會主義，同時卻聽任華爾街精英壟斷財富。2006 年，華爾街大鱷的平均年終獎金，高得驚人。而投行弄潮健兒，個個獎金超過 100 萬。
2008 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奧巴馬不但沒有交出一張令人滿意的答卷，反造就華爾街和 IT 兩大龍頭對金錢和訊息的壟斷。美國此時在國際全面退卻，鼓勵其他挑戰者來填補，由俄羅斯到中國、由北韓到伊朗，奧巴馬對這一切毫無感覺，並強調「歡迎中國崛起」，同時邀請中國「合作」，企圖解決北韓和核威脅。
當奧巴馬第二任發現中國在南海擴張，方推出「重返亞洲」，並推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TTP），但一切為時已晚。
杜林普四年，國際風雲相對平靜，但拜登一上位，多處的火頭又再次燃起。這一切又是為甚麼？聰明的人，自有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