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都覺得香港的紅 Van（紅色公共小巴）是十分神奇的文化，尤其在外國發達城市生活過，更加會發現其特殊性。它們原本是行走於新界的「白牌車」，在經歷六七暴動後被英政府合法化，可以駛到港九大街。硬將非法的東西合法化，加上小巴背後由黑社會操控是公開的秘密，紅 Van 始終是矛盾異質的事物。
紅 Van 最異質的地方，是乘搭體驗某程度講求一個「信」字，甚至是一種「拍硬檔」，因為它沒有固定的路線，也沒有固定的上落站，甚至沒有固定的車費。乘客只能夠根據慣例，到某個街口等車；也只能夠根據慣例，相信司機會走同一條路線。司機可以問有沒有乘客要在某個位置下車，全車人突然需要公投，並根據結果走捷徑，更快到達目的地。
於是，能否順利乘坐紅 Van 到達目的地，成為一場「香港人的入籍考試」。你首先需要對地理路線有基本認識，能夠準確地在你想下車的地方前一個街口開聲通知司機，更需要在司機擅自更改路線時給出即時反應。不諳廣東話、對香港地理沒有認識的外國人，是絕對無法順利到達目的地的。所以近年紅 Van、目的地字牌、乃至字牌書體都被詮釋為香港集體回憶，這應該是很合理的事情。
2014 年 4 月，在高登論壇上發佈的網絡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的改編電影上映，雖然我始終覺得把「紅 Van」交給陳果拍是一個錯誤，但這部電影的價值在於將「紅 Van」和「香港」放到對讀的位置上。除了那一句「大家無謂再呃自己話出面一切係正常，我諗，大家係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哋見到嘅現實」，筆者覺得故事最具象徵性的設定是：紅 Van 不再抵達大家心目中的目的地。
如果紅 Van 象徵了香港社會的某種精神特質，失效的紅 Van（無法抵達目的地）也就隱喻了香港的迷失。「拍硬檔」的司機和乘客雖然掙扎地想回到「正常」的世界，卻各有各考慮地內鬥。內部矛盾分裂，外部又隱約有無以名狀的威脅。回想那年 9 月爆發的雨傘革命，紅 Van 背後的組織站在社運群眾的對立面，社會醞釀出杯葛的意識；同時政府漸漸收回紅 Van 牌照的控制權，使其漸漸變成夕陽行業。那輛迷失的紅 Van 剛好成了一個來得正好的寓言 ——「入籍考試」本身雖然仍苟延殘喘，但考場早就變了天，而考生們也漸次離開了熟悉的試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