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於 1776 年出版「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普遍相信是受啟蒙理性思想啟迪，但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Benjamin M. Friedman 即將推出的新書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卻論證，其提倡的市場自由競爭理念，其實承襲自 17 至 18 世紀的基督新教精神，與社會學大師韋伯主張新教加爾文主義（Calvinism）催生資本主義的觀點相悖。
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新書撮錄提出，雖然韋伯早於 1905 年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提出基督新教如何催生資本主義精神，但韋伯著墨於 16 世紀新教盛行的加爾文主義，其特色在於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神學主張 —— 即是相信早在人誕生之前，上帝早就選定誰人得救，人不能抗拒神恩。
韋伯透過理論推演認為，信徒內心會因為對終極命運的強烈焦慮，往往表現出節儉、勤奮和個人進取的美德，試圖說服自己是得到上帝恩寵、是上帝「甄選」的子民。這種人格特質構成所謂「新教倫理」，韋伯認為它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基礎。
但 Friedman 反對韋伯的看法，甚至認定加爾文主義只會阻礙資本主義發展，使人不敢相信自己可理性地改善自身及他人經濟狀況，從根本上違背資本主義精神。他質疑在預定論的假設下，人類不能透過任何選擇或行動得到終極救贖，那又怎能說服人通過選擇和行動改善現世的福祉？
市場競爭為發揮潛能之機制
Friedman 主張，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之母，來自基督新教另一套傳統。在亞當史密斯的年代裡，新教主流早就擺脫預定論學說，英格蘭和蘇格蘭牧師亦開始宣揚，男女同時被賦予理性，且人性本為善。17 世紀末坎特伯雷大主教 John Tillotson 主張，沒有人天生注定通往天堂或地獄，人要與上帝「合作」方能得到救贖。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更提出著名的比喻，稱理性為「主的燭光」（the candle of the Lord），人可以透過它觀察世界和採取行動。
相信人類是擁有道德意識的能動者，具備自由意志和抉擇的力量，對經濟發展相當重要。這種對人格更全面和樂觀的認知，使人敢於相信行動可帶來改變，既可憑努力提升個人靈性，亦可靠個人奮鬥達至世俗利益，改善自身和他人的生活。亞當史密斯的獨特之處，正是把自由市場競爭看待為一套容讓人類發揮潛能的機制。這種宗教思想一直影響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啟迪亞當史密斯撰寫出「國富論」的同年，亦啟發美國推行大膽的民主政治實驗。
當然，基督新教影響深遠，卻不代表當時人人都是虔誠教徒。亞當史密斯充其量只是自然神論者，與同代知識分子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近似，僅相信上帝創造宇宙，但不認為祂會左右現世發展。亞當史密斯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教授時，甚至要求豁免課前的祈禱環節，其好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更是以徹底懷疑宗教著稱，對早期經濟學亦有貢獻。
不過，無論亞當史密斯和休謨如何質疑宗教權威，基督教仍對他們有根深柢固的影響，構成其創新思想的基石。當時不論科學還是人文學圈子，神學始終是大家共同討論的課題和語言，其思想深刻烙印在早期的經濟學之中，相當於現今經濟學總是受到科學、人口統計學等啟迪。
在現代經濟學成形之際，西方亦在 18 世紀宗教思想薰陶下，對人性秉持正面樂觀的看法，甚至構成了今日美國的核心價值。美國人始終堅信命運掌握自己手中，以致很多人努力致富而堅持低稅制，亦有很多人即使並非富豪也反對訂立遺產稅；背後的核心信仰，在於深信自由市場競爭可觸發個人潛能，使之服務更廣大的社會利益。基督新教傳統的影響不限過去，在今日的美國資本主義信仰中仍然得以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