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社會上已有聲音談及中國大陸用語「入侵」香港語言體系的現象，近期另一個中國語彙「小區」，似乎廣為政府及本地媒體採用，亦引來熱議。排斥或接納中國語彙當屬個人選擇，但要判斷是否接受「小區」一詞之前，不妨先瞭解這個源自蘇聯的「小區」（microraion）為何物；以其取代社區、屋苑、屋邨，又有何意義。
自邁進蘇聯時代至 1954 年間，蘇聯政府雖然大力發展低成本大眾房屋，但每排房屋都有獨特配色的集體公寓（Communal apartment）、花園城市（Garden city），甚至出現著重社區藝術特色的設計。到了 1955 年，赫魯曉夫頒佈「關於消除過度的設計和建築」（On Liquidation of Excesses i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法令，當地就出現大量單調、便宜、樸拙的建築，且多選擇在閒置土地規劃一個又一個小區，以節省在市中心建設的昂貴成本。
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人口暴增，及隨之而來龐大的住屋需要，蘇聯不得不修改建築標準。赫魯曉夫為實現「向每個家庭提供單獨公寓」的承諾，採用可大批生產的預製組件組建公寓。1950 年代，標準化的樓宇開始在莫斯科各處複製，其中，由建築師 Vitaly Lagutenko 設計的 K-7 五層樓宇，更只需 12 天就能建成，可以迅速應付居住需要，只是屋內房間打通、沒有露台，其結構更令房屋預期壽命只有 20 年左右。
蘇聯每個小區既有極簡的預製房屋，又有學校、幼稚園，還有一棟包含電影院或俱樂部的公共建築，驟眼看，這些佔地幾十至幾百公頃、講求自給自足的小區，與西方典型的現代社區似乎沒有多大分別。不過，蘇聯小區之絕對劃一、結構重複及規模龐大，與法國或荷蘭等地的社區建設模式相距甚遠；即使小區多建於遠離市中心的地區，亦儼然組合起城市的一塊塊積木，而不像市郊的樣子。
城市政策網站 City Monitor 便有評論，指這些小區：「代表共產主義下的了無生氣、灰暗及生活壓抑的特徵。在各地相同的公寓裡，有相同的樓層、相同的房屋，排列在攤開的四方形土地上。所有公寓方正排列，一直延伸至視野盡頭。這樣的佈局壓制了任何個人主義。這些新住房區缺乏身份、歷史、自豪感和地區象徵；使得彼此相鄰的房屋單位，集合成為一個社區的全部。」1956 至 1991 年間，僅在俄羅斯，蘇聯便在由多個小區組成的住宅區，興建近 1,700 萬座預製組件公寓。
小區如此一致、缺乏特色，或會令人無法對生活提起興趣，甚至因為景觀而覺憂鬱 —— 反正哪裡都一樣。而蘇聯導演梁贊諾夫（Eldar Ryazanov）1975 年作品「命運的捉弄」（The Irony of Fate），便以劃一的小區及建築為故事背景。故事中，住在莫斯科第 3 街區 25 號 12 室的男主角，酒醉後意外乘坐航班，前往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同一地址 —— 第 3 街區 25 號 12 室，誤以為自己已回到莫斯科家中。
世界各地都曾為應付人口增長需求而興建廉價住屋，香港 50 年代起亦大批興建臨時和公共房屋。回顧本地建築史，便會發現設計各異的公共屋邨及樓宇隨時間推移相繼出現，加上私人發展商項目，共同塑造了香港不同社區的不同景貌。叫「社區」、「屋苑」、「屋邨」，還是叫「小區」，字眼背後，也許還包含對生活的想法、要求及意識形態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