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很多舊區湧現文青風格的小店，吸引大家消費打卡，卻也推高同區物業價格，原區居民和商戶恐有被迫遷風險，觸發舊區「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爭議。紐約大學法律學院學者 Daniel Putnam 撰文指出，士紳化現象遍及全球大城市舊區，很多人視之為社會政策議題，但其實哲學上同樣有介入討論的空間。
士紳化一詞，最早由英國社會學家 Ruth Glass 提出，她在 1960 年代初觀察發現，有中產及中上階層遷入倫敦的工人階級社區，令舊建築翻新或重建、公共服務有改善，但隨著高檔商店遷入，商舖與住宅租金升幅暴漲，導致當區的低下階層被迫遷。此後，士紳化成為分析城市發展的重要概念，過去 50 年間，此現象遍及世界各地，部分政府面對頹敗的舊區，更主動吸引資金和居民遷入，由上而下間接促成士紳化。
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和歷史學素來都有介入士紳化的討論，正方認為可吸引投資，改善舊區生活質素，反方認為這無異於新貴階層的殖民活動，可導致舊區居民流離失所。哲學雖則看似不相干，但 Putnam 認為不論正反雙方，最深刻的分歧始終在於政治道德，加上西方哲學家如 Elizabeth Anderson 和 Amartya Sen 等近年先後提倡，以哲學方式診斷社會不公義，這都為哲學家介入提供基礎。
瓦解社區關係令貧民無依
假設有一名舊區的低收入居民，長年租住區內單位，該區突然面對不受約束的士紳化現象，他便可能要面對 3 種不同結局。在第一個情景中，業主隨即按照市場價格調升單位租金，租戶無力負擔高昂租金下，只好被迫離開熟識的社區。即使他最終在其他社區覓得新居，依然無法彌補從原有社區連根拔起的傷害。
過去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低收入居民特別依賴舊區緊密的鄰里關係，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譬如在經濟拮据時，可以向相熟的商店賒帳；當罪案頻生時，鄰居可以守望相助；他們還可以把兒童交托給鄰居照顧，變相減輕社區服務的壓力，而士紳化卻可能令無形的鄰里關係瓦解。
在第二個情景中，雖則租金加幅沒有緊貼市價，但依然有超乎通脹的升幅，迫使貧民緊縮開支，把僅餘收入大部分用於交租，即使不至於流離失所，但也構成了住房不安全（housing insecurity），這是士紳化加劇的剝削問題。
在最後一個情景中，業主出於善意而維持原來的租金幅度。這看似是最圓滿結局，但文章分析認為，業主與租戶關係依然會存在結構性不公義，這裡牽涉到自由本質的問題。英國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早有「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前者意味著個人免於外來束縛和干預的自由，後者意味著個人主宰自己生命的自由，但最近接連有政治哲學家提出第三類自由：無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
憐憫不是真正自由的基礎
在無支配自由的概念下，即使掌權者或其代理如何仁慈，但只要他們有任意行使權力的可能，受支配者也無法享有真正自由。試想像，奴隸主無論如何宅心仁厚，不鞭打或虐待奴隸，但他充其量只是有權不用。這種留中不發的大權，正好構成奴隸主與奴隸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愛爾蘭哲學家 Philip Pettit 的生動解釋，當雙方能夠對等地四目交投，而沒有一方流露恐懼或敬畏的眼神，這就是真正的無支配自由。
在這個意義之下，即使個別業主基於憐憫而不大幅加租，其實也不是理想的情況，租戶依然受支配而自由受損。如此一來，低收入租戶會否暴露於加租迫遷的風險，除了是取決於業主的善心，還有就是中上階層的投資偏好，他們的取向左右市場價格，足以威脅低收入居民的去留。在這個意義下，不受規管的士紳化構成了中上階層、業主與原區居民不對等的宰制關係。
Putnam 認為，要為這種不對等支配關係鬆綁，關鍵其實在於民主，但這裡所指的民主，不純粹是狹義下擁有公平自由選舉的權利。民主的真諦其實是「免於任意權力宰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arbitrary power），同樣的原則亦體現在經濟民主觀念上，為管制房地產市場提供政策框架。
前年俄勒岡州成為全美國首個管制租金的州份，德國柏林去年亦通過為期 5 年的租金凍結政策，適用於超過 90% 出租單位。這些政策在經濟層面頗有爭議，但在實現民主價值上卻帶來兩種好處：首先，由於租金增幅不得超越通脹與營運成本，因此防止業主從租戶身上謀取過剩的租金，阻止他們剝削經濟脆弱的租戶。其次，如果業主加租超出上限，必須向局方證明有合理需要，雙重程序保障了租戶享有無支配的自由。
非社會政策專業的 Putnam 認為，哲學家可以幫助診斷社會上的不公義，並且為治療的方向提供建議，而結論已經相當清晰：住屋徹底商品化有違民主的核心價值。至於要如何對症下藥，這不僅需要大量觀察研究佐證，還要社會科學家、持份者與公眾民主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