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國度，法庭淪為政權鎮壓人民，提高管治認受性的工具。有很多所謂的法律精英會選擇趨炎附勢，以求榮華富貴，但也有少數律師會無懼打壓，本著良知和專業精神，不平則鳴。這些律師或要面對各種可怕的遭遇，例如除牌、軟禁，甚至人間蒸發。在 30 年代的德國，曾經有一位享譽盛名的法學家，暗示希特拉為「傻子」，最終被封殺，他的名字是克勞斯（Herbert Kraus）。
2014 年，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家 Heiko Meiertöns 在學術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撰文，向讀者介紹這位在 20 世紀初舉足輕重，卻一度被世人遺忘的國際法學專家。克勞斯在 1884 年出身於羅斯托克，父親是數學教授，1888 年起更在德累斯頓擔任首席教授，克勞斯就在當地長大。他年輕時讀過哲學、歷史和藝術史，後來走上法學道路。1907 年，他在柏林洪堡大學完成了法律博士，初時鑽研刑事法律，後來改為研習國際法。
1911 年起，克勞斯先後在多間頂尖學府，如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索邦大學做研究。可是，1914 年一戰爆發，他的學術生涯中斷，改為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當德國戰敗時，他在外交部工作，有份準備「凡爾賽條約」，事件一直纏繞他往後的學術之路。戰後，他在萊比錫大學當過講師，又在柯尼斯堡大學擔任教授；為了修補德國和歐美學界的關係，他曾遠赴芝加哥大學、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海牙國際法學院等地任教，亦是國際法研究院的成員。
1930 年，克勞斯在哥廷根大學創辦國際法學院。在 30 年代，他儼如德國學術界的明星，可是卻不幸遇上納粹黨執政。1933 年，希特拉獲任命為德國總理，同年 2 月的國會縱火案令納粹黨大權在握。自此之後，克勞斯的學術路愈來愈艱難，由於他參與過「凡爾賽條約」的談判，國外活動又頻繁，哥廷根大學有很多人反對他繼續擔任教授，包括新任法學院院長 Karl Siegert，認為他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和國際聯盟支持者。
在 1933 年至 1937 年間，他時常與年輕的親納粹學者爭辯。早期他措辭溫和，以國際法的角度，重新演繹納粹德國推崇的國家社會主義，把政府帶往和平道路。同代有些學者認為他想靠攏政權，成為溫和的納粹黨人，可是又有很多年輕激進的學者認為他守舊，覺得國際法本質上沒有約束力。到 1934 年，他一篇文章中寫道：「若果有人宣稱帝國將千秋萬世，他就是傻子。」（Whoever proclaims today, for today, an empire of a thousand years is a fool）這句說話被認為是暗指希特拉。
1934 年後，克勞斯的出國自由被限制，只曾到海牙和馬德里出席學術活動。到 1937 年，科學與教育部以他是德國和平協會（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一員為名，指他不適合教授國家社會主義法律。哥廷根大學於是以健康為由，勒令他退休，當時他只有 53 歲，離職後也沒有像照往常安排，給予榮譽教授的名銜。他後來在德累斯頓隱居，撰寫有關國際法的著作，惜手稿在戰火中被摧毀。
克勞斯最終比政權活得長命，1945 年納粹德國敗亡後，他獲哥廷根大學復職，但到 1947 年才回校，因為他要幫納粹時期的體制內反對派、前帝國經濟部長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紐倫堡法院辯護。他參與 1951 年「巴黎條約」的起草工作，促成歐洲煤鋼共同體誕生，為戰後歐洲一體化作出巨大貢獻。1953 年，年屆 70 歲的他真正退休，在 1965 年於哥廷根離世，結束其曲折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