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碼「安心出行」，程式會涉及用家的行程資料；12 月 16 日，蘋果日報獨家報道，中資機構貓眼娛樂「賤價」奪康文署票務系統標書，市民將來如要買飛參加文娛活動，個人資料如信用卡，便要經過中資系統。近年無論專制抑或是民主國家，數據監控問題都受學者和媒體熱切關注，可是多年來全球反監控運動依然疲弱，成功案件寥寥無幾，有學者就分析背後成因。
麥基爾大學社運學家 Aziz Choudry 在 2019 年編輯學術著作 Activists an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Learning from Repression，書中結集 10 名來自各個界別的學者的文章，收納例子遍及全球各地，比如英國、加拿大、南非、毛里裘斯。Choudry 希望聯同一班學者共同反思，在大數據年代中政府權力的本質，以及政府如何建立嚴密的數碼監控制度，而在這個制度之下，市民又有沒有反抗的空間、應該如何詮釋資訊權和私隱權？
無論是英國、紐西蘭抑或是非洲，市民對於個人私隱的意識其實也愈來愈強，2013 年的斯諾登事件亦向全球揭露，數據監控體系已達到無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政權的監控活動卻愈來愈有恃無恐，例如中國建立了龐大的「人臉監控系統」，再輔以社會信用體系，構建出一套獨特的「網絡專制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2016 年，英國也以反恐為名，通過「調查權力法案」（Investigatory Powers Act），授權政府攔截、記錄與監控人民通訊及網路使用。
在書中，約翰內斯堡大學傳播學家 Jane Duncan 分別從政權和行動者的角度作分析。政權方面，監控成本愈來愈低，令有關計劃快速擴張。政府和大型商業機構結盟，而商企參與技術開發，甚至提供數據儲存設備，就能夠從這些監控計劃之中獲利；有些商家也會透過分析用戶數據來做市場營銷。加上，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技術日漸成熟，市民日常生活又愈來愈依賴網絡，令收集數據、監控和分析更加容易，而且更難被市民發現。
行動者方面，他們未能提出有力的論述。Duncan 指出行動者普遍以個人化的角度，談論數據監控的影響，例如以私隱權為反對論點。個人權利固然重要，但政府很多時以「國家安全」和「反恐」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監控包裝成對社會集體有利的必要之惡，說服人民要犧牲部分個人利益來應對更迫切的生存威脅。在這個環境下，以個人私隱權為主要論點顯得蒼白無力，而且過程之中，受害人很多時是不可見的（invisible），令行動者更難說服大眾。
Duncan 認為，關鍵是如何把整場反監控運動，扣連到更大的民主價值，告訴人們反監控是為了捍衛人民集體利益。例如有政權會透過數據監控來追蹤異見者，以瓦解社會動員活動，令民眾難以透過集體行動制衡政府權力。現時很多學者會形容政府監控體系為「全景監獄」（Panopticon），監視行動無處不在，亦無影無蹤。Duncan 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政府數據監控體系並非面目模糊的機器，體制表後還是由活生生的官僚所運作，行動者其實有能力將之扳倒。
她舉了一個罕有的例子。2013 年，毛里裘斯政府推出智能身份證計劃，政府會全面收集市民的樣貌和指紋等生物特徵數據，再存放到一個中央數據系統，若果 18 歲以上市民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會被處罰。政府聲稱個人資料難以被盜用，而有關政策將有效打擊罪惡。在野陣營則認為政策侵犯個人權利，也可能被利用作鎮壓民主，要求刪除整個生物數據庫，以及取消強制隨身攜帶身份證的規定。
他們以「這是你身體一部分」（It’s part of you）為口號，讓市民意識到個人生物資訊如何聯繫到生活各個層面。而隨身攜帶身份證的規定，也勾起人們的歷史記憶，人們的祖先在殖民時期做苦工時，就是要每天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在野陣營透過網絡、電台，甚至挨家挨戶形式，鼓動市民反對政策。有人發起慢駛慢行，癱瘓身份證換領中心，有中心職員參與按章工作，也有人在領證時拒絕留下指紋。雖然政府還是成功硬推政策，不過最高法院勒令刪除整個中央生物數據庫，反對派而言算是小勝一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