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端獨裁的國度，政府為了把人民滅聲，時會有非法綁架、禁錮和謀殺異見者的情況。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在某些國家，被失蹤者數字可以是以 10 萬計。這些人可能只是普通青年，也可能是政治、宗教領袖例如西藏班禪。這些被失蹤的案件，除了代表一個個本來可以精彩燦爛的人生，同時也纏繞受害人親友的一生。
2019 年，柏克萊加州大學社會學家 Jacqueline Adams 在學術期刊 Human Rights Review 撰文，以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軍事獨裁時期的智利為例子，深入探討被失蹤者親友的生活經歷。以往有關被失蹤者親友的研究，多數聚焦於他們的尋親行動，如何呼應整個民主人權運動、揭露政權黑暗，以及在轉型正義、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Adams 是少數學者會從個人層面研究這些案件對親友的影響。
1970 年智利民主選舉中，社會黨領袖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總統，並進行一連串社會主義改革。然而在冷戰背景下，右翼軍隊領袖皮諾切特獲得美國支持，策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開展長達約 17 年的軍事獨裁。在獨裁時期，智利政府犯下多種人道罪行，先是查封所有左翼組織、審查媒體，繼而在全國多處建立秘密囚室，無理拘禁、毆打異見者，有人被流放，有人被殺害。估計有超過 4 萬人受到各種程度的折磨，其中 3,000 人遇難，1,000 人依然失蹤。
Adams 走訪各地，訪問了 18 名被失蹤者親友，又以視覺分析的方法，研究親友的藝術作品。受害人通常是聖地牙哥低收入社區的年輕男性，他們有些是智利社會黨、智利共產黨或革命左翼運動（Revolutionary Left Movement）的成員，事發時多數與家人同住。國家情報局（DINA）的人員會到受害人住所一帶徘徊，待受害人出現，把他們拉上沒有車牌號碼的汽車，然後跟其親友說受害人會很快回來。可是，最後很多案件都會音訊全無。
當受害人失蹤後，其親友們人生都從此改寫。最直接是情緒問題，親友把他們的狀態稱為 el Dolor，西班牙文有極端痛苦的意思，心靈再沒法得到平靜，時常處於悲痛、沮喪和無助的狀態，部分受訪者出現自殘傾向，要接受治療。親友也再無法維持本來的日常生活，他們精力都花在四處尋找失蹤者之上，而搜索過程以年為單位。如果父親要工作，就由受害人母親負責搜尋，有時候她們會因獨留年幼子女在家而長期焦慮，也有人因奔波勞碌而身心崩潰。
有些失蹤者本來是家庭收入支柱，家人因此陷入財政困難。一名受訪者 Daniela，家中有五人失蹤，全部都是男人，但她自己要四出搜尋他們，所以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有些親戚和朋友更會刻意疏遠受害人一家，擔心會禍連自己，受訪者 Elena 的兒子失蹤後，她哥哥甚至透過法律行動脫離親戚關係。有時候是受害人親友自我孤立起來，因為他們感到不安全，不知道身邊的朋友和鄰居會不會是國家情報局的人員，甚至是當初告發摯親的人。
他們唯有加入協助受害人親友的志願組織，有些由宗教領袖建立，例如 1973 年成立的「和平合作委員會」（Comité Pro Paz），也有自發組織如「被拘禁和失蹤者親友會」（Association of Relatives of the Detained and Disappered）。組織會分發一些可以在家完成的工作，讓他們早上尋人，晚上工作；亦會提供法律支援、發起集體行動，甚至聯繫外國傳媒和政客。他們透過這些機構重建社會聯繫，儼如第二個家庭。
1989 年，隨著冷戰走向末期，皮諾切特面對國內外壓力最終同意舉行和平民主大選，他在 1990 年正式下台，至今 30 年。可是，依然有上千名失蹤者還未找回，家人依然在國內外媒體尋親，對她們來說，公義和真相還未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