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視像會議頻繁，但在家工作的大家未必希望房間入鏡，應用程式內置的虛擬佈景就派上用場。史丹福大學藝術史學家 Kim Beil 教學時發現，學生選用的佈景千奇百怪，令她聯想到 19 世紀流行的肖像攝影，當時人們亦喜歡以油畫佈景拍攝，究竟背後心理與今日是否相同？
Beil 在文章中指出，武漢肺炎以前，裝飾佈景在當代攝影或錄影已相當罕見。1950 年代時裝攝影師 Irving Penn 和 Richard Avedon 掀起的灰白色背景潮流，加快佈景攝影時代沒落；21 世紀的 Instagram 用家都追求逼真寫實，網紅在發掘富異國情調、奢靡豪華的秘景後，都務求以此做背景打卡，證明自己到此一遊。可是一場疫情令各地封關封城，拍攝的實景題材大幅減少，虛擬佈景忽然有撫慰寂寥的作用，也可在隔離期內掩飾斗室的凌亂。
回到 19 世紀肖像攝影誕生的年代，佈景其實亦有相似的功能，既可以遮蓋攝影工作室的混亂，也可令主角在畫面中更突出。起初，攝影師會以簡單的布匹或羊毛毯子做佈景，再利用長時間曝光加以模糊，以防佈景的斑點或瑕疵入鏡。
1839 年巴黎佈景畫家 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發明銀版攝影法，其學生 Antoine Claudet 即於兩年後提出，利用油畫作為人像拍攝的佈景，從而改進攝影的效果，他更為此技術申請專利。這類油畫通常由戲劇佈景畫家繪製，流行的題材有典雅的家居，以及描繪四時變化的田園風景，其次亦有軍營或海軍基地。
有部分攝影師會巡迴郊區兜生意，他們在鄉郊搭建臨時帳篷，所使用的佈景與城市攝影師類似，但有時佈景和道具還是無法完全遮掩真實環境，如暴露出地面的塵土。有些佈景則會重現帳幕外的景色，特別是旅遊名勝。1897 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紀念，客人可遊覽 Devonshire House 花園，然後在園內的帳篷拍攝肖像留念，有趣的是，佈景所描繪的，正是室外的花園景色。
為何攝影師不直接叫客人站在戶外拍攝？除了因為佈景可減少意外，避免光線不足和閒雜人等入鏡，還有透過油畫模糊的技法，保證淺景深效果，又不會犧牲主體的銳利度。佈景攝影揭示早期攝影藝術的本質 —— 這是一種揉合繪畫與相機技術的藝術。
佈景如何折射出自我形象？
裝飾佈景的流行也不是沒有爭議，英國攝影師 Thomas Sutton 在 1858 年出版的 A Dictionary of Photography 便批評，佈景千篇一律的風景、欄杆、羅馬柱體和窗簾，總是品味惡俗。
雖然品味好壞難有客觀論斷，但這些批評帶出了有趣的問題：究竟當時人是如何看待這些佈景？純粹是用於襯托的流行品味元素，抑或想要暗示自己與這些景物有關連？
部分當代作家的解讀則認為，肖像攝影的佈景往往流露出主角的抱負和想望，譬如他們不至於想說服觀眾，佈景中的豪宅為他們所擁有，但至少他們相信豪宅與自己匹配，或者希望觀眾有如此聯想。
Beil 認為，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助我們進一步解讀這些影像。高夫曼曾經在著作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提出，我們扮演的社會角色是由我們周遭的人所塑造而成，置身不同的情境、面對不同的觀眾，就產生不同的角色，無論是教授、同事、朋友、家人還是陌生人。我們需要運用適切的語言和姿態動作，來扮演這些角色。
不過，我們也並非只有被動地回應他人的期望，高夫曼認為我們可以主動改變角色設定，正如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樂於自我呈現，背後反映社會互動本身的建構特質。縱然這些主動要扮演的角色，未必符合別人對我們的刻板印象，但我們依然可以藉以施壓，試圖扭轉自己在眾人眼中的形象，要求別人以此看待自己。
按此理論解讀的話，今日視像通話程式上的虛擬佈景，與 19 世紀影棚的油畫佈景，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與我們透過社交媒體自我呈現的邏輯相似，這同樣關乎自我形象的塑造。
當我們看到衣衫襤褸的木匠站在貴族沙龍的佈景前，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有格格不入之處，還要注意落差背後，其實折射出當事人甚麼樣的心理和期望，有時答案未必直截了當。正如 Beil 某位學生，選用有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虛擬佈景，假如老師解讀成學生跟普京有甚麼關係，那老師的理解能力肯定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