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非家底豐厚，就要工作才能維持生計。專制政府要人屈服，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斷人衣食。若果是店主，政府可以趕絕生意；專業人士的話，可能會被吊銷專業資格；如果是普通職員，可以以「開源節流」為由直接裁走。不同於像新加坡那種信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專制政權，古巴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當地的異見者可以面臨終生失業的命運。
中國和越南等共產主義相繼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古巴卻是極少數還厲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過去數十年，古巴政府差不多是全國唯一的僱主，控制各行各業，到 2012 年才出現工人集體經營的「合作社」，取代一些國有企業，但其牌照可以隨時被政府收回。獨立傳媒人兼異見者 José Fornaris 表示，就業市場是警察國家的一部分，人們若想行使工作權，以維護自身尊嚴，就要屈服於形勢，以及政權的持續威嚇。
Fornaris 自身就是一個例子。他本來是國營電台 Radio Progreso 的記者及主播，但在 1988 年加入了古巴人權委員會，後來被迫令離職。1990 年他找到一份勞動工作，但不久又被指收受美國金錢和武器，密謀推翻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而被解僱。後來他被判清白，仍執意投身反對陣營的民主運動。有國安人員接觸過他，表示可讓他重返國營電台，條件是要與政權合作，被他拒絕了。到「合作社」法例生效，他希望營運二手書店，又不獲發牌。
2017 年，國際特赦組織發表特別報告 Your Mind is in Prison，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古巴政府如何把就業市場變成壓迫市民的工具。直到該年，古巴政府依然控制 70% 的工作，剩下只有如合作社一類，小型而被嚴格監管的私人企業，當然，數字未包括地下經濟活動。古巴現時是唯一一個不允許國際特赦組織考察的美洲國家，研究團隊就走訪墨西哥多個城市，深入古巴移民社群，訪問了超過 60 多人。
大部分受訪者反映，自己根本不曾參與政治，不是反對派成員，也沒有猛烈批評古巴政經制度，但就被冠上各種罪名，最後失去工作而被迫離鄉別井。例如 Jorge Luis 本來是冠軍運動員，一次接受電視台訪問，他提及國家對體育發展資助不足後，就被體壇封殺而失去工作，但又被勒令要在 20 天內找到工作，否則就會以帶「危險性」（dangerousness）為由把他拘捕。他向多間機構求職，但都因為他是「反革命分子」而拒絕。他就只好逃出古巴。
類似 Luis 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無理解僱後，受害人全部都求助無門。古巴的工會皆屬親政府，並沒有獨立工會，被無理解僱的人難以透過工會討回公道。沒有一個受訪者嘗試向法院申訴，一名 31 歲受訪者表示：「當所有律師都受聘於政府，誰會敢聘請律師向政府打官司？」這名受訪者 6 度嘗試坐船離開古巴，多次受到政府人員威嚇和滋擾，最終才到達墨西哥。
卡斯特羅在 2016 年去世後，其權力由弟弟勞爾接手。到 2018 年勞爾卸任古巴總統，交棒予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結束卡斯特羅家族的長期統治。2019 年，新政府改革中央集中制經濟，下放更大權力予國企，評論認為古巴會逐步告別計劃經濟，然而人權狀況會否改善，還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