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古拉格集中營以勞役政治犯臭名遠播，但原來在暴力橫行的營內，有更多光怪陸離的亂象 —— 政權縱容職業罪犯為所欲為，殘害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政治犯；知識分子為求生只好放棄文明原則，後來政治犯的地下組織甚至「私了」向政權「篤灰」告密的犯人，形成與建制抗衡的恐怖平衡。
世人對於古拉格的認知，不是來自蘇聯官方的宣傳，就是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所寫的回憶錄。普立茲獎得獎作家 Anne Applebaum 作品「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卻提醒，在古拉格體制中，其實大部分囚犯都是文盲，受過基礎教育者不足 40%，當中生還又有能力把經歷書寫成書的知識分子，其實九牛一毛。
在這些僅存的見證當中，所有人都不約而同提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主宰勞改營。被囚的共產主義信徒 Elinor Lipper 特別對犯人的道德薄弱震驚，她形容監獄的囚犯尚且會互相扶持，但勞改營的犯人「只顧自己」，踩在別人頭上往上爬。來自波蘭的政治犯 Edward Buca 亦形容類似的駭人景象：
只要三個禮拜，犯人就會崩潰，對甚麼都沒興趣，除了吃。行為舉止變得像動物，看每個人都很可疑、都不順眼，把昨天的朋友也看成未來的生存競爭對手。
如此殘酷不仁的生存條件下，以暴力爭奪短缺的資源，成為存活的唯一手段，職業罪犯便因此如魚得水，叫無數知識分子望而生畏。政治犯 Evgeniya Ginzburg 稱他們為犯罪世界的菁英，「有殺人犯、虐待狂，熟識各類性變態的技倆」，專門欺凌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政治犯，搶奪他們少得可憐的麵包，還奪走他們僅餘的包裹和棲身處。
在道德薄弱的世界裡，刑事犯行為肆無忌憚，勒索、強姦等無惡不作。波蘭政治犯 Antoni Ekart 在回憶錄中斥責：「刑事犯行為完全不受約束，隨心所欲毫無顧忌，包括手淫。那跟猴子沒有兩樣，比起人，他們更像猴子。」另外有作家憶及刑事犯公開性交，在行屍走肉的犯人堆中，彷彿「只有他們生龍活虎」。
奉刑事犯為上賓的扭曲秩序
起初，蘇聯確實有意改造這群頭號刑事犯，但後來卻看準他們對知識分子不順眼的特點，於是加以利用來威嚇和管制政治犯。大概 1937 年開始到大戰結束，勞改營都公然利用職業罪犯管理其他犯人，當中的黑幫老大不用工作，卻拿到完整的配給，還向其他犯人索取保護費，搶掠他們的食物和用品。
刑事犯配合營方政策並不稀奇。即使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亦曾反映，只要營方以提升地位為利誘，奴隸般的囚犯也會互相背叛，甚至主動內化納粹親衛隊的價值觀，鄙視營中的弱者。在古拉格系統中，刑事犯便採納內務部的去人性化語言，盡情羞辱「人民公敵」，鄙視他們體弱和欠缺生產力的傾向。
如此一來，古拉格世界便形成一套顛倒的階級秩序 —— 反革命的政治犯和知識分子最卑賤，犯案累累的刑事犯卻地位崇高。這套秩序也符合蘇共的意識形態，他們相信刑事犯是階級問題的受害者，遠不及「反革命」政治犯罪大惡極，所以刻意在古拉格制度的設計上，安排最沉重難堪的工作給政治犯。當中不少人只是開共產黨玩笑、口頭上批評史太林、或者資產階級的出身，便被判反革命而活受罪。
在這個人間地獄裡，由於只有刑事犯過得比較愜意，有衣服穿、有東西吃、有組織支援，因此他們漸漸也成為其他囚犯的模範，彷彿他們掌握了生存的訣竅，銀行搶匪和火車劫匪尤其得到尊崇，往往擔當黑幫老大。
國中之國的盜賊集團
當絕大多數政治犯都受刑事犯箝制，當中確實有人妥協，甘願當老大的跟班或護衛，以爭取更大的生存機會。有人痛扁其他更低階的囚徒甚或刑事犯，結果贏得老大的敬重，獲分配較好床位，躋身勞改營中的「菁英階層」。有人則看準小偷高人一等，透過繁複的入會儀式，宣誓要成為「有用的小偷」。會員身份會傳遍整個古拉格網絡，即使日後轉營，身份也會得以保留。
小偷組織在古拉格自成一格，他們甚至擁有自己的俚語，稱作 Blatnoe Slovo，與俄語差異極大，儼如另一套語言，是營中最重要的溝通工具，其中非常粗鄙的粗口詞彙極多，關於錢、妓女、偷竊的字眼也特別豐富，有人推斷這是由猶太人的希伯來文或意第緒語演變而成。勞改營曾經試圖消滅這套俚語，但結果它的詞彙普及到公函和演講中。
小偷還有各類標奇立異的行為打扮、有特定的刺青，有小偷甚至把列寧的樣貌紋在胸前，只因他們相信行刑隊不敢對列寧或史太林肖像開槍。每個年代都有不同小偷服飾，20 年代流行鴨舌帽、40 年代改戴無邊皮帽，脖子經常戴十字架，但與信仰無關，只是營內的身份象徵物，有時他們會強迫藝術家在十字架上雕繪，譬如是畫上裸女圖。最終集團地位最高者，談吐舉止都顯得怪裡怪氣。
盜賊在營中作奸犯科，但內部還是有一套嚴格規章，有自己的法庭審判違規者，甚至會私下判犯人死刑，儼如國中之國，迫得古拉格當局出手干預，但不一定成功。曾經有囚犯被小偷私下判死罪，當局以保存勞動力為考慮，將該名犯人轉換營區，奈何神通廣大的小偷網絡還是成功暗殺該名犯人。
「私了」叛徒的政治犯組織
靠恐怖統治的極權體制不會天衣無縫，如此任憑刑事犯坐大，起初確實震懾多數犯人，但長遠也養虎為患。黑幫老大和職業犯人不忌憚管理層，使他們慣於討價還價，不時因資源不足發難，官方記錄有大大小小的抗議行動，他們群起圍困守衛，或集體搖晃車廂試圖令火車脫軌，但最困擾莫過於罷工行動，因為這直接衝擊勞改營的生產力。時至戰後，古拉格因冷戰達到全盛時期，罷工行動也變得司空見慣，但主事者不再以刑事犯為主，政治犯也具備足以威脅管理層的行動網絡。
後期的政治犯勢力得以壯大，全因二次大戰後的反革命犯人，不再是紙上談兵的知識分子或勞動階層，而是經過戰爭歷練的紅軍軍官、波蘭軍人、烏克蘭遊擊隊員、德國和日本戰俘等，很多人都公開反蘇反共，在營內發動過多場暴動。有犯人這樣形容：「這批人曾經跟死亡面對面，曾經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也挨過餓、受過苦，跟戰前的政治犯是截然不同的世代。」
勇武強悍的政治犯建立了地下組織，反制與管理層勾結的刑事犯集團，叫無數小偷和職業罪犯聞風喪膽。有回憶錄記載營中群毆事件，小偷被政治犯打得遍體鱗傷，最後慘叫著跑去向守衛求救。政治犯還建立自己的情報網，能迅速識別出向當局「篤灰」告密的犯人，更有系統地進行「私了」報復。政治犯 Dimitri Panin 在回憶錄記載道：
8 個月間有 45 名告密者被做掉，對付他們的行動都由秘密中心指揮…… 我們看到一些告密者，因為受不了隨時會被做掉的壓力，就想辦法被關進營中的監獄以逃避死亡的命運，那是他們唯一能躲避報復的地方。
誠如犯人曾經形容，古拉格荒謬的秩序，其實是蘇聯社會的滑稽縮影。以建立無階級社會為目標的蘇共，在古拉格製造一個以刑事犯為菁英的階層，恰恰也對照蘇聯顛倒的階級秩序。如此制度既不符合經濟效益，高壓統治也衍生更暴烈的抗爭。隨著 1953 年史太林壽終正寢，古拉格體制也終於告一段落，但蘇聯還會苟延殘喘 30 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