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載於台灣媒體：BIOS monthly）
香港台灣，台灣香港，愈來愈常被一起提及的我們，兩地民眾是否真的對彼此有更深一層了解呢？BIOS monthly「港台很熟嗎」企劃，邀請台港兩地 YouTuber：哈哈台的金童孫女、欸你這週要幹嘛、狄達、AV IN TAIWAN，互相以台港獨特文化出題考驗彼此，並必須在限制中完成挑戰！
而在每一個挑戰背後，其實都隱藏了港台文化脈絡的一段故事。
受過基本語文教育者，大抵皆能操作一套書面語，或至少能分清楚口語和寫作的語言存在差異，而當中的差異，在香港粵語（以下簡稱廣東話）中特別明顯。香港所在之處，古來稱為南蠻，有自己的文化，語言也與中原一帶存在差異，本非「中國」（古時為地理名稱，指中原，後引申出文化正統的意義）的一部分。尤其自開港通商以後，各國商人南來北往，新興文化及詞彙交流日盛，加以英國殖民以後，由於英文詞彙及語法的影響，導致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產生更巨大的差異。
這個現象從廣東話熟語（phraseology）即可明白看出。熟語屬口語系統，具有約定俗成、與時俱進的特色，特別是帶有強烈的語意變異性，即詞彙意義往往非由字面所有語素相加而成，而是經由比喻、引申、聯想、概括的過程，產生其意涵所指。如廣東話「大姨媽」指月經，「擦鞋」指逢迎奉承，「鵪鶉」指人懦弱膽小，都非從字面意義即能理解。「食皇家飯」指坐牢，「的士」指計程車（taxi），顯然受到英國殖民文化影響。至於「煲冬瓜」諧音「普通話」、「茶煲」諧音英文麻煩（trouble），則為廣東話語音脈絡的產物。
在廣東話熟語之中，與日常生活、常民文化更為貼近，且更加活潑生動者，自然要屬「諺語」。「床下底吹喇叭」指人在床板下狹窄的空間中吹喇叭，無法發揮聲量，借此表達人說話「低聲下氣」之意。
諺語除了以形象化的方式表達抽象意涵以外，也常借用生活常見之物造語。古時香港雖為化外之地，但在商業活動興起以後，人們對生活便講究起來，對飲食更有一番堅持，其中以熬粥、燉湯最具特色。熬粥燉湯少不了燉煮的容器 —— 煲，也就是華語中的鍋。我們說以鍋燉湯、熬粥，廣東話卻直接將煲字當動詞用，說「煲湯」、「煲粥」，可見「煲」在香港日常生活中所佔的分量為重中之重，因此以「煲」形成的諺語也不勝枚舉。如「煲電話粥」指人長時間講電話，「煲煙」指人長時間抽煙，「煲燶粥」則指人費了心思做事情卻搞砸了，如把粥煮糊了一般白費工夫。
「煲」除了引申「必備」和「費時費力」之意，也大量出現在各方面諺語中。如熬粥燉湯需講求食材配料，「煲水」定是烏有之事，故借指編造新聞，又可作「煲水新聞」。這些諺語的意思都與「煲」需上蓋、密封、掌握食材、花費長時間控火候的生活常識有關，再經過引申、轉喻等語意變異的過程而成。甚至感情破裂可作「掟煲」，頗有華語「砸鍋」的意思；相反地，修復感情則作「箍煲」。
僅僅從這些諺語，就能窺見香港生活與文化的一頁風景，故如諺語一般貼近日常生活的熟語，往往具有相對限制的地域性與時間性。也就是說，這些用語只能在特定的語言群落（language community）中流通，對話者彼此具有相近的生活習慣與歷史記憶，才有使用這些語言溝通的默契。反之，書面語的功能是在更廣大的區域裡交流溝通使用，與口語的日常使用功能自然大不相同。
語言記錄了生活，也承載著文化，當我們熟練使用一種語言時，其實也在使用這種語言的思維方式認識世界，甚至建立自我認同。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初，港式中文的問題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關注。畢竟口語使用日久，不免浸透書面語，香港書面語與中國標準書面語的差距，迫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逐步推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以下簡稱「普教中」）的教育措施。
論及語言文化的傳承與保存，教育、同儕及媒體的綜合影響更甚於家庭。20 幾年來，「普教中」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斷在香港推廣。在學校，教師用以教學的語言會樹立權威。香港回歸之後，不少中國省份人口移入香港，漸漸在香港落地生根，許多企業也紛紛進駐香港，因著與內地生溝通的需求，以及升學、就業的考量，不少學校配合政府教授普通話。加上政策經費的補助，不少學校趁勢打著「普教中」的招牌招攬學生就讀，家長以功利主義考量，也樂於將孩子送進這些學校。
但「普教中」這個議題，似乎不像香港在 2014 年抗議「國民教育」一般受人關注。究其原因，「國民教育」的爭議在於將愛國（中國）思想結合德性教育，是堂而皇之的政治洗腦，容易吸引大量反對意見；但「普教中」卻包裹著升學就業的功利主義思想，人們或許便忽略了語言與政治背後的密切關係。
關於語言教育與政治認同的關係，台灣早有前車之鑑。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施行戒嚴，同時大力實行「國語運動」。50 年代起，國民學校即禁止說方言，透過各種糾察、獎懲辦法的訂定，樹立各種「我要說國語，不說方言」的標語，將愛國與說國語畫上等號，也將說方言貼上「壞學生」的道德標籤。60 年代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動與「國語運動」合流，一方面建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到「國父」、「蔣公」的道統系譜，同時對「說國語」與「傳承中華文化」進行連結，並推動台灣戶籍加註中國祖籍，迫使台灣人正式「認祖歸宗」。
在媒體方面，政府大量查禁方言歌曲，並大幅壓縮電視台播放方言歌曲、節目的時段，1972 年開始，甚至規定一天只有 2 個時段各 30 分鐘可以播放台語連續劇（註），並規定歌手需學習愛國歌曲，且通過考核才能取得歌星證。電影方面，則以政策綁票的方式，鼓勵國語電影的製作，「金馬獎」更是獨厚國語電影，變相壓縮台語電影的生存空間。中國國民黨在教育、媒體、流行文化多方管道的控制下，成功打壓了方言，也大幅抹消了新一代方言母語者的形成。
語言、文化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如此密切，台灣的歷史或可作為香港的借鑑。作為語言教育的「普教中」，與作為政治洗腦工程的「國民教育」，兩者之間的距離或許並不那麼遙遠。
儘管語言有其自然的新陳代謝，隨著生活環境與產業的變遷，許多保留在諺語中的文化，會隨著時間成為歷史的遺跡，但歷史記憶正是日常生活運作無聲的背景，也是文化認同的基礎。2014 年，香港插畫家阿塗創作「大粵港諺語」，以圖像的方式陳列 81 個廣東話諺語，並表明創作動機：「弘揚嶺南文化，捍衛廣東話」。確實，這些諺語對 80、90 年代後出生的香港讀者而言，或許都已是陌生的事物，但也正因如此，挽救廣東話文化的聲浪也不斷出現。
香港近年社會運動現場，每每藉由合唱 Beyond 樂團的「海闊天空」，表達追求自由與理想的無懼，這都顯示出語言與政治認同的一體兩面。所以捍衛母語，也就是捍衛一個文化的生存空間。十年前，廣州的粵語保衛戰，彷彿預言了香港的現在進行式，而香港現在就站在十字路口上。
那麼，會不會有那麼一天，香港的年輕人，再也不會唱「海闊天空」了呢？
註 ：1972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文化局致函三家電視台：｢自本月七日起，減少方言節目時間，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分兩次播出，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惟晚間六點半後的電視黃金時間內，閩南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依台視、中視、華視三台順輪流。｣管仁健：「文化局每晚均派員監看，三台每晚六點半到九點半的『黃金時間』內，台語節目播映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並且要分為兩個單元；每單元包括廣告在內，不得超過三十分鐘；兩個單元之間，必須以其他國語節目間隔，避免觀眾連續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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