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又再吹起民營企業「參與重大戰略」，「要當明白人」的風，令許多人立即聯想起 60 多年前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元末、明末、清末都有這樣的事，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傳統，即民間俗稱的「吃大戶」，估計三千年有信史以來也從不缺乏，只是大家不那麼耳熟能詳而已。
中國在歷史上到底是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非常值得疑問。雖然很多歷史作者常常引用唐宋時期中國 GDP 佔全球超過泰半而引以為傲，但事實上，個人享有財富的狀況是怎樣，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業發達的地區一直非常有限，看看歷史教科書中少數有關商業的重點，頂多是宋朝的時候有過一點「市場經濟」，王安石還想出類似現代金融的辦法，由政府發放貸款牟利云云。
甚麼「馬可孛羅遊記」的記錄，大致可以當傳說看，關鍵是金碧輝煌，窮奢極侈的範圍，僅限於皇宮（至於到底有多豪華，看看紫禁城所留下的建築風格和室內裝飾，如果和法國的凡爾賽宮或者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宮殿對比一下，便自有結論）。普通人的生活是甚麼模樣，錢從哪裡來，一般花在哪裡，從來不是歷史書所關心的重點。反而貧窮、飢餓，賣兒賣女，活不下去的記錄，倒把二十四史都填得滿滿的；還有馬加爾尼伯爵見了乾隆之後，震驚於一路上到處破敗，許多人衣不蔽體，英國水兵把吃剩的肉扔進水裡，岸上的人也會跳下去撈的狀態，才是令人比較信服的。
古代中國或許是 GDP 鼎盛，但財富一直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這應該毋庸置疑。這「極少數人」就是皇權階層，中國歷史上記載的富豪，甚麼石崇、王愷、和珅之類，並不是白手興家，而是本身是統治階層的一員，因為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一直受到統治者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士大夫打壓。
這當然就糟糕了，因為士大夫不會賺錢，也鄙視賺錢（大概除了王安石這種異類），而是非常順服地依附於皇權，聽命皇帝賞飯給他吃，他必須苦苦巴結權力，令皇權更加牢固，才能有錢花，有人工加。
於是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說，每一個專制王朝都務求把財富、資源集中在皇權手中，用科舉考試來僱傭士大夫，他們為服務皇帝而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繼續把財富和資源集中到皇權手中，以保證自己的飯碗和榮華富貴。民間基本上是處於一個不斷被壓榨的狀態，很難累積財富，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斷言中國一直是個窮國，因為民間沒有錢，賺錢的精神從來得不到鼓勵。
我覺得這才是歷史上中國的真面目，因為有如此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維：如此落後的經濟方式，個人的產權沒有法治保障，整個社會沒有信用制度，當然就沒有金融的觀念，必然不可能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英國、荷蘭那樣有深厚的商業傳統和健旺的商業經濟，如何能富裕呢？
但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沒有人思考，普通老百姓都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只有考科舉，為皇權服務幾乎成了唯一的康莊大道，此外做買賣，種地，做苦力等等，都是等而下之的選擇，只有那些退了休的士大夫，在床底下藏著他們不知道從哪裡積攢下來的錢，才覺得「漁樵耕讀」是一件風雅愜意的事情 —— 他們並沒有想過，漁夫、樵夫、農夫，都常常在床頭金盡，吃不飽飯的邊緣掙扎。
而「掌握話語權」的人，又都是士大夫階層，他們先天都是不會或者沒有動力去賺錢的人。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輕別離」，或者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一直為人傳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但就是沒有人問，廣廈從哪裡來，寒士為甚麼一定要寒窗苦讀，而沒有別的謀生之途？商人如果不「輕別離」，每天坐在家裡打躉，他的女人恐怕就要嫌他沒出息了。
由此說來，按照中國的價值觀標準，美國國父之一，以商人自居的富蘭克林肯定要算一個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銅臭之徒（隨隨便便就能連用三個四字成語，可見中國人財富觀的普遍扭曲）。
但是富蘭克林對於創造財富的定義，目標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也就是自由、法治、道德有保證的結果。亞當斯密和他是英雄所見略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是相輔相成的巨著，他的其中一個震古鑠今的觀點，就是富裕和美德是相容的，道德不是約束人性，反而是釋放，社會普遍的道德，或者說制度的公正（justice），創造財富的能力才會獲得激發和釋放。
這樣一對比，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瓦崗寨、梁山泊之類通過搶奪私有財產的「創業」，千百年來竟然被傳頌為正義的事情，真的是因為商人先天「為富不仁」嗎？
奇怪的是，在中國這樣「長期積貧積弱」的國家，有深厚的仇富情意結，卻又為了賺錢無所不用其極，甚麼毒奶粉地溝油假冒偽劣層出不窮，卻又「窮得只剩下錢」，這不是搞笑嗎？如果這樣的人不窮，那才是見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