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公民脫離中國國籍，成為其他國家的公民，那他還算中國人嗎？擁抱華人文化，可以與「中國人」此一身份認同區別嗎？這些問題，由不同海外華人回答，答案可能截然不同。對部分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來說，中國可能仍是他們的「祖國」。
美國拉洛奇大學（La Roch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 Azlan Tajuddin，2018 年在「國際與全球研究雜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發表文章，從 1826 年英國開始在新加坡、馬來亞及檳城建立殖民地，到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講述不同馬來華人如何在流散海外的不安驅使下，構成對中國的政治身份認同。
牛津大學名譽教授、社會學家 Robin Cohen 認為，僑民社會身份的發展，多反映在「關於家園的集體記憶及神話；包括他們想像中的位置、歷史及成就」。Tajuddin 進一步指，「家園」的意識推動了年輕一代，努力在殖民統治下，重建自身不斷消減的原有身份意識。只要「家園」意識成為僑民的信念，實踐於日常生活中，便會變成社會認同的一部分，以此維持對「祖國」文化的渴望。
Tajuddin 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意識，主要在殖民時期形成。當時，不安開始在流散海外的華人社區浮現。當時，他們正在殖民地權力關係及身份認同上愈趨邊緣。像其他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一樣，殖民帶來壓制現代公民權利、種族及族裔不平等的制度。隨著時間流逝，華人作為移民少數民族，處於次等地位，又開始與中國文化脫節，如何在種族多元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維持原有文化身份，成為挑戰。
Tajuddin 指，15 世紀中葉，首批到達馬六甲蘇丹國（Kesultanan Melayu Melaka）的華裔定居者，並沒有適應問題。早期在當地港口成功致富的華商，部分與當地人通婚後繼承馬來習俗，即後來的「峇峇」。他們能適應當地環境、掌握當地語言，較易為社區所接納。隨著蘇丹國日漸注重商業，他們的社會地位隨之提高。1826 年英國開始在馬來西亞建立殖民統治後，不少峇峇便以買辦身份，充當英國企業與當地地主間的橋樑。
不過，英國自中國南部輸入的廉價勞工，與「峇峇」情況完全不同。Tajuddin 表示，許多散居各地的廉價勞工，只想賺錢然後回國。不久，東南亞的華僑，包括講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及廣東話的族群，便構成「南洋華人」的身份。20 世紀初，各社群身份認同已有差異。一方面，峇峇後代的社會地位一般較高，以過上西式生活並以自身混合的風俗為榮。另一方面，南洋華人主要從事低工資職業，與前者對比鮮明。Tajuddin 形容，峇峇雖然尊重中國傳統，卻又認為在中國出生、後期來到當地、較貧窮的兄弟，是沉淪的一群，而致力於保持雙方的社會距離。
Tajuddin 引用海外華人研究學者王賡武的分析，指馬來華人有上中下三個社會階層：峇峇成功進入頂層，中層是一群受過中國教育的專業人士、來自中國的華文學校教師，而大多數人受僱的低薪華工則屬於底層。Tajuddin 認為，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層，仍沒有能力區分國家及民族兩個概念。同時，他們愈發焦慮，認為殖民主義及西化對中華文化及年輕一代有害，因此通過教育，激起很多底層華人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又鑑於大多數底層華人不曾受教育，且仍然懷有帶著財富回家園的夢想，這類觀點容易引起他們共鳴。
Tajuddin 指，部分馬來亞華人，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並不起眼。相反，在強烈的孝道觀念暗示下，他們認為馬來亞只是自己在中國的延伸或臨時居所，且難以想像，要將主要由華人居住的社區的主權，向外國人奉上；自己的忠誠、義務都應留給中國。社會地位的差異，就是令 1930 年前，包括峇峇在內的馬來亞華人，政治傾向平行各異的原因之一。
當然，部分後至的馬來亞華人，亦有從商致富的機會。Tajuddin 提到，部分中國出生的華人，通過家族企業及商會，在馬來亞建立新的地方資本家體系，其商業技能及知識，甚至英國人亦無法比肩。他們在 20 年代經營的本地零售、小型銀行及批發企業，發展成當地資本主義市場的營運支柱，得以躋身社會上層，成為馬來亞及新加坡的新買辦階層。1874 年生於大清的福建商人陳嘉庚，便同時是馬來亞知名慈善家。Tajuddin 指，新一批華商出現，激發許多文化組織、學校及新聞機構成立，包括陳嘉庚在 1923 年創辦的華文報章「南洋商報」（Nanyang Press）。隨著新來的華人人數增長，令峇峇們愈發不知所措，因為前者開始譏諷峇峇接受馬來文化，認為他們已不是「純正」的中國人。
至於馬來亞社會中層的華人，則是當地推廣中華文化的先鋒。Tajuddin 形容，這些「教育家」堅信馬來亞的未來應與中國密不可分。他們一方面與精英階層合作，為中國提供各種政治、賑災捐贈，另一方面通過馬來亞及新加坡的商會，在當地大興華語教育。適逢 1927 年，以「三民主義」為宗的國民黨，在中國北伐推動「中華民族」共同身份；Tajuddin 認為，此時身在馬來亞的華人教育家，開始瞭解良好的政體組織在僑民社會有多重要。國民黨馬上受他們追捧，不少商界精英亦為其提供財政支持，其中包括建設國民黨馬來亞黨部分支及作融資。華人資本家通過對中國的慷慨貢獻，維持了他們在僑民社會的領導地位。
馬來亞華人的政治身份認同，取決於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並持續到 30 年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加上國共爭鬥，一切另起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