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土耳其軍人政變流產後，政權即時吊銷 2.1 萬教師執照，但清算未有就此停歇，當局至今已銷毀逾 30 萬冊書籍，逾 6,000 名學者被大學解僱、護照被吊銷、還陸續遭起訴，當中有學術地位崇高的教授，有人更因此自殺身亡。為何軍人策劃政變，教師和學者卻廣受牽連？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軍人政變一夜告終，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ğan）即時一口咬定，流亡美國的伊斯蘭教士居倫（Fethullah Gülen）是幕後黑手。居倫在土耳其世界被視作精神領袖，追隨者眾，甚至被奉為「土耳其第二號強人」，其推動的宗教運動稱為「居倫運動」（Gülen Movement），政變前兩個月被定性為恐怖組織。
縱然沒有確鑿證據，埃爾多安卻利用緊急狀態清算多達 15 萬人，牽連甚廣，有軍方、警隊、司法部門、醫院、工會、傳媒和教育機構等。政變流產後兩星期，已經有 2.1 萬教師即時喪失教席，教育部逾 3.4 萬公務員遭免職。教育部長 Ziya Selçuk 去年更總結，在全國學校銷毀達 301,878 冊書籍。
土耳其異見網站 Turkey Purge 報道，銷毀的書籍有教科書、小說、歷史書，部分只是提及居倫現居地賓夕凡尼亞州，便遭到下架，賓夕凡尼亞州出生的美國作家 James Michener 同樣受波及。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與英國筆會（English PEN）去年的聯合聲明警告，土耳其出版業幾乎毀於一旦，在政變後有 29 間出版社被指控「散播恐怖主義」而停業。
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公民與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員 David Tittensor 指出，大批教師和學校遭殃，同樣關乎居倫在教育界的地位。居倫主要在教育實踐理念，但他不是直接在土耳其辦學，而是透過各種慈善基金會開辦學校，據估計在土耳其約有 150 至 500 間。
然而，埃爾多安的政變盤算還不止於此。政變流產至今，已有多達 1,284 間學校被迫停辦、15 間大學關閉、800 座學生宿舍被查封，早已經超出居倫派院校數目，部分與「居倫運動」沒有任何關連。Tittensor 推斷，這並非誤中副車，而是反映埃爾多安趁機消滅其他異見派系，特別是盤踞大學的自由派反對力量。
「對知識分子大屠殺」
究竟居倫和埃爾多安為何成為政治敵人？在意識形態上，二人其實相當親近，同樣有反世俗主義傾向，但居倫影響主要見於文化層面。他宣揚較寬容的伊斯蘭教，強調利他主義、謙遜、刻苦耐勞，認為普遍時下年輕人都迷失方向，只有教育可以令他們迷途知返，在中產階級贏得愈來愈多支持。
由於意識形態契合，埃爾多安曾經借助居倫派系治國，讓居倫派進入政府和軍方組織，但隨著居倫勢力日益坐大，埃爾多安感到受威脅，二人開始在關鍵主張上有分歧，由互相競爭變成敵視。埃爾多安更在 2016 年 5 月定性「居倫運動」為恐怖組織，政變前已拘捕超過 400 人。
這些政治背景脈絡反映，居倫和埃爾多安根本分歧不在意識形態，反而是政治層面；而盛行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的大學校園受到整肅，明顯已經超越打壓居倫運動的目標。據報在政變後，全國學者被禁止出境，多達 1,577 名大學院長被革職，其後數年間多達 6,000 名學者失去教席。
除了最敏感的政治學系，戲劇學系、物理學系、生物學系同樣受波及，有學者形容為「對知識分子大屠殺」。倖免的學者仍要每日提心吊膽，留意政府的網上公告 Resmi Gazete，查看自己有否被解僱。
原則上，學者離職後仍可轉教私立大學，但辦學團體普遍擔心得罪政權，不敢聘用，變相把他們排擠出學術圈。更甚者，是他們被吊銷護照、禁止出境，要陸續面對政權的起訴。很多學者從此不敢受訪，怕被媒體引述的言論，淪為控方起訴的證據，去年有人在壓力下自殺。
歷史長達 160 年的安卡拉大學政治科學學院，被奉為國家政治人才搖籃，旗下多名學者曾參與草擬國家憲法；這裡同時崇尚自由學術風氣，貴為反對派重鎮，庫爾德族學生也能夠發表異見。但學院如今有 36 名學者被撤職，淪為整所大學的重災區，旗下人權中心關閉，部分課程從此無人任教，例如引介法國理論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和酷兒理論的課堂，很多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亦失去論文導師。
事實上，政權對學術界的打壓不是一朝一夕。早在政變前幾個月，有學者曾經組成 Academics for Peace 發起聯署，要求政府停止鎮壓庫爾德武裝、和平解決民族衝突，聯署學者超過 2,000 人，事後遭到政府調查，相繼捲入政變後的大清算。近 700 名學者遭審判、超過 450 人被撤職，罪名是支援恐怖組織，當地著名政治科學家 Fusun Ustel 淪為首名鋃鐺入獄的教授。
安卡拉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Ilhan Uzgel，為研究美國土耳其關係的權威，於 2017 年 2 月遭到免職，為少數仍敢公開發言的學者。他在一場俄國十月革命研討會演說上，評論土耳其歷史上的多次政變，也談到身為知識分子的無奈：「1980 年軍事政變的威脅來自蘇聯，最後卻由學者付出代價；2016 年同樣是軍事政變，威脅卻被指來自美國，但代價依然由我們來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