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港區「國安法」問題，英國政府宣佈對有資格申請「英國公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和近親，開放入境英國的簽證申請，以便他們日後入籍成為英國公民。回歸前，英國當局只給予約 5 萬名香港人居英權，其餘只獲發 BNO；但在一海之隔的澳門，大部分土生居民都擁有葡萄牙國籍。當中葡就澳門前途問題談判時，澳門人的國籍問題就成為一大爭議點。
早在 1557 年，澳門已有葡萄牙人定居，是歐洲人在遠東地區最古老的殖民地。有說法指葡萄牙人剿除海盜有功，明朝皇帝於是特許葡人租借澳門做商港；但亦有歷史學家指是廣東和福建官員為求私利，縱容葡人以澳門為根據地進行走私活動，明朝皇帝在 20 多年後始知道，也只好予以認可。之後，清朝經歷鴉片戰爭後積弱，葡萄牙趁機於 1849 年以澳門總督亞馬留被刺殺為由，與清政府打了一場小戰爭，史稱「關閘事件」，佔領了關閘和北山嶺。後來十多年間，葡萄牙又吞併氹仔和路環，並在 1887 年與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確立葡萄牙永久管理澳門的權利，以及澳門人殖民地居民的身份。
根據兩名里斯本新大學學者的研究，葡萄牙早在 17 世紀時，就有「屬地主義（Jus soli）」的傳統，無論父母是甚麼國籍和種族，只要在其領土出生，就可自動獲得葡萄牙國籍，有關原則在 1959 年的「葡萄牙國籍法」中得以確立。1974 年，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新政府步向民主化，並進行很多法制改革。到 1981 年 11 月 20 日，葡萄牙修改國籍法，改以「屬人主義（Jus sanguinis）」為原則，要父母其中一方是葡萄牙人，方能享有葡籍。由於澳門當年是葡萄牙殖民地，上述的國籍法皆應用於當地。
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向中國道歉賠罪後，已失去「對澳門事實上的主權」。而康乃馨革命後，新生的左傾政府本著解殖原則，早想在 1975 年歸還澳門予中國，但中方因考慮國內政局和香港社會穩定而拒絕。直至中英兩國於 1984 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國才思考澳門的前途問題。1986 年，周南到訪葡萄牙，兩國展開多輪前途談判。由於葡萄牙早有歸還澳門的意向，談判重點只是回歸日期和澳門人的國籍問題。在 1981 年更改國籍法時，澳門總人口不過 24 萬，當中很多為非本地出身的外來人口。到 1985 年，英國政府估計葡籍澳門人有大約 8.5 萬人。
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ty of Coimbra）國際關係學教授 Carmen Amado Mendes，記錄了中葡談判時的國籍爭議。Mendes 指出，中方對於很多澳門華人選擇葡籍或雙重國籍而感到侮辱（humiliating），加上中國的國籍法向來行「屬人主義」，而且不同於葡萄牙，中國並不承認雙重國籍；但葡萄牙認為要向屬地的國民負責，故此雙方爭持不下。中國一度建議葡方，容許在葡國出生，但父母非葡籍的人自行選擇，惟葡方拒絕，他們認為不能單為澳門問題而輕易改變對國籍的法律定義。並反建議讓雙重國籍的人自願放棄其中一個，但葡萄牙政府不會改變雙重國籍的制度。
Mendes 又指，葡萄牙同時要面對英國政府的壓力，若大量澳門人擁有葡籍，當英國政府拒絕給予港人居英權時，會面臨極大政治壓力。更諷刺地，英方擔心葡萄牙 1986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後，可能令大量港人設法在澳門取得葡籍，再到英國定居；在更早之前，葡萄牙就已容許了數以百萬計前非洲殖民地的居民擁有葡籍，這批人也可以在歐共體各國居住。然而，葡方認為授予國籍之後，沒可能再收回，而且一切要根據國內國籍法行事；而且有分析指，澳門當年只有不夠 1% 的人口懂得葡語，根本很少人會移居葡萄牙本土，葡萄牙自身受到的影響很輕微。
最終中方還是在國籍問題有所退讓。1987 年 4 月 13 日，兩國政府共同發表「中葡聯合聲明」。在聲明中，中方堅決指出「澳門居民凡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者，不論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或身份證件，均具有中國公民資格」。對於葡萄牙護照的地位，中方婉委地稱之為「葡萄牙旅行證件」，並允許「原持有葡萄牙旅行證件的澳門中國公民，繼續使用該證件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換言之，持葡萄牙護照的澳門人依然可以到當時的歐共體、亦即現在的歐盟諸國定居，對該批澳門人和他們的後代來說，是很大的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