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館是一國外交代表居住與工作的地方，當兩國友好時，會在對方的領土互設大使館，以作外交聯繫；但當兩國交惡時，或會驅逐外交人員。二戰珍珠港事件後，就發生過一段被眾人遺忘的插曲：日本勒令關閉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職員被拘留在使館超過半年。但這批外交人員意外地得到十分人道的待遇，而且生活寫意，寫下一段另類的二戰史。
1940 年底，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動，以及和納粹德國的盟友關係，早已令日美關係十分緊張。當時日本政府內部仍在考慮應與美國對戰抑或講和。在 11 月時，日本政府派遣和時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有私交的野村吉三郎，出任日本駐美大使，並於翌年 4 月開始，代表日本與美國政府進行多輪和談。但到了 11 月 26 日，談判依然沒有進展，時任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向日方發交涉文書，敦促日軍撤出中國。
日本軍方誤以為是美國發出的最後通牒，於是在 12 月 7 日突襲珍珠港。由於日軍事前沒有好好和外交官溝通，雙方的外交大使都顯得失措，野村吉三郎不單來不及傳達照會，更依然和赫爾會面，並被赫爾直斥「惡棍小人（Scondrels and Piss-ants）」。由於戰爭已經爆發，美國就把野村拘留，日方也勒令關閉東京的美國大使館，當時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Grew）和一眾大使館職員就只能被扣留館內。外交研究訓練協會透過口述歷史方式，記錄了當時大使館職員的生活。
大使館知道美日開戰後，立刻慌忙地銷毀重要資訊。格魯的秘書 Robert Fearey 是其中一個受訪者，他記得當時大家七手八腳，把厚重的編碼簿和機密文件，放在室內的大鐵籃，或者室外車庫的鋼桶裡，然後點火銷毀。他們燒文件時，漫天都是灰燼。當時，日本政府也派警員到大使館，但他們對這些文件並無興趣，只希望撿走館內所有無線電設施。Fearey 後來得知，正如時任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曾數月前告知格魯那樣，日本密碼專家已破解美國大使館的編碼。
當時大使館約有 65 名職員，另有十多名美國商人在戰爭後逃難到大使館。他們在拘留期間，努力嘗試去過正常生活，幸好在 8 月底於三藩市下了大筆訂單，物資更剛好在戰前一星期送到。他們按需求分配必需品，奢侈品則供職員圍內競投。一直到他們離開日本，該批物資仍未花光。大使館的日本工人還會為他們購買新鮮糧食。在使館內，各人難得清閒，各做自己的東西，例如閱讀、寫作，有些人就學打字。
Fearey 被委任為體育小隊隊長，帶領眾人做運動來維持士氣，偶爾也會玩捉迷藏和跑步。由於美國大使館佔地很大，於是他和後來成為知名外交官的 Charles Bohlen，臨時規劃了一個九洞高爾夫球場，他們有時會戲稱為「大東亞共榮高球場」。車庫庭院也被改裝成羽毛球場和乒乓球場，讓大家舒展筋骨。他們為每項運動舉行了大師賽，獎品有銀杯和煙灰缸。Fearey 還有另一重任，就是管理大使館的酒窖。格魯在出使德國和法國期間搜羅了很多佳釀，為免他日撤離時便宜了日本人，使館眾人每天都努力喝酒，可惜最後都沒有喝光。
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國反撲，策劃了「空襲東京（Doolittle Raid）」，以 16 架 B-25 轟炸機空襲東京市。此舉證明了美軍有能力攻擊日本本土，重挫日本士氣。格魯的傳記 Ten Years in Japan 提到，當使館眾人目擊美軍戰機低飛經過東京時，都難掩興奮之情。後來，在瑞士和西班牙政府的協助下，美國和日本政府終於達成協議。日本交還美國大使館職員在內的 1,450 名外國人，眾人在 6 月 18 日陸續登上蒸汽船「淺間丸」，經香港、越南西貢、新加坡，再穿過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目的地是今天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兩國於當地互換公民和使節，就各自回國。到 8 月 25 日，他們才回到紐約，結束另類的二戰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