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黨的極權統治下，猶太人要麼被送進集中營，要麼流離失所。在迫害過程中，納粹黨先要求他們註冊國內外財產，再把其資產全數充公。為免積累多年的財產付之一炬，猶太人開始轉移資產，瑞士銀行就是其中一個目的地。戰後，基於銀行的保密協定，遇難者的後代花了漫長歲月，以討回祖先的財產。
瑞士的銀行制度被喻為世上最安全，嚴格保障客戶私隱。著名銀行有瑞銀集團和瑞士信貸集團，多年來為世界各地的權貴管理資產。洛桑大學歷史學教授 Sébastien Guex 指出，早在 19 世紀末，瑞士銀行已經發展出客戶保密制度。當時瑞士的金融家認為，國內城市難以與歐洲金融重鎮如倫敦、巴黎和柏林較量；而眼見各個歐洲強國都開始加徵重稅，以維持福利和軍事開支，於是想到以保密原則吸引外資湧入避稅。
瑞士銀行的保密原則，加上當地傳統的中立國地位，令各方勢力在一戰時期紛紛到瑞士開戶。在 30 年代初，全球經濟大蕭條，瑞士的銀行也面臨經營危機，於是，瑞士政府在 1934 年正式訂立「瑞士聯邦銀行及儲蓄銀行法（Swiss Federal Act on Banks and Savings Banks）」，客戶保密制自此受到聯邦法律保障。
法例推出之時，湊巧就是德國猶太人苦難的開端。1933 年，國會縱火案後，納粹黨主導的國會通過「授權法案（Enabling Act）」，容許希特拉繞過國會頒佈法令，一項項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就此推出。面對經濟大蕭條，德國有 600 萬人失業，希特拉重振軍事產業以創造就業，又增加公營開支以刺激內需，構成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Autarky）。
歷史學家 Götz Aly 的著作 Hitler’s Beneficiaries 提到，納粹黨要應付政府龐大支出，就向猶太人的財產動刀。當年，納粹黨宣稱猶太人只佔德國人口不足 1%，卻佔據全國 20% 財富。初時他們對猶太人課以重稅，後來於 1938 年 通過法律要求猶太人註冊財產，以便直接充公。
根據史密森尼學會的數字，1938 年時 70 萬猶太人登記了總值 70 億國家馬克（約 218 億港元）的財產（註），後來德軍四處侵略，西至法國，東至蘇聯西部，四出掠奪猶太人的財產。在此之前，其實很多猶太人已把資產轉移到外地，特別是瑞士的銀行。可是，這批猶太人之中，不少命喪於納粹德國的暴政，死前都未能領回財產，其中一位就是 Greta Beer 的父親。
Beer 當年在瑞士的法語學校讀書，父親則是羅馬尼亞的紡織大王。後來，羅馬尼亞捲入戰爭之中，他們一家輾轉流亡各國。當時父親還安慰家人，戰爭終有一天會過去，自己早已把大筆財富收藏在瑞士銀行裡。可是，父親最終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急病逝世，死前沒有好好交代銀行戶口的資料。
1956 年，Beer 定居美國並嫁給當地人後，就著力與母親討回失去了的家族財產。她們走訪日內瓦和蘇黎世的多間銀行，卻找不到任何線索。即使 Beer 可以證明和父親是直系親屬，銀行都不願提供資料，瑞士銀行的客戶保密制度，反而成為無數猶太受害家庭的魔咒。
多年來，人們都不清楚這些猶太財產的總值。到 1960 年代，瑞士銀行試過還錢給部分猶太受害人，卻同時拒絕了數以千計的申請。但這班受害人沒有放棄，誓要討回家族財產。
到 1995 年 5 月 7 日，歐戰勝利紀念日 50 周年前夕，瑞士聯邦總統 Kaspar Villiger 就當年沒有收容猶太難民道歉，事件再次觸發瑞士銀行的猶太存款爭議。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傾盡全力，遊說美國政府和國會，並得到時任總統克林頓的支持，而 Beer 就是當中最活躍的一批維權者。
世界猶太人大會決定向瑞士的銀行作出集體訴訟，迫使瑞士銀行界清點相關的帳戶數目。1996 年 2 月，他們匯報有 775 個帳戶可能屬於猶太受害者，總存款額為 3,200 萬美元，瑞士銀行界希望以此作為和解賠償。然而，世界猶太人大會要求更多賠償。
訴頌期間，「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重要西方媒體都大肆報道，瑞士銀行曾在戰爭期間幫助德國納粹黨處理財產，助長暴行，變相協助戰犯潛逃。事件大大損害了瑞士的聲譽，並影響了美瑞關係。瑞士銀行最終在 1998 年與世界猶太人大會，達成總值 12.5 億美元的和解協定。
到 2015 年底，賠償金已分發到逾 45 萬名索償人手上。他們有些是被凍結帳戶的財產繼承人、有些是被瑞士拒絕入境的猶太難民，以及戰時苦力。Beer 討回父業財產後，總算完成家人心願，她在美國安享晚年，今年 1 月 23 日因腎病離世，享年 98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