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 8 世紀，以色列王國滅亡後，猶太人就如花果飄零般，流散到世界各地，多個世紀以來一直顛沛流離。到了 20 世紀，他們屢屢受到殘暴的迫害，德國納粹黨就在二戰期間屠殺約 600 萬猶太人。即使成功存活下來，仍需面對流離失所之苦，猶幸不少倖存者奮發圖強，一段段流亡經歷更成就了許多偉大哲學家。
2018 年，耶魯大學殿堂級政治學家 Seyla Benhabib 出版著作 Exile, Statelessness, and Migration。有別於其他政治哲學書籍，這本書用歷史敘述的方式，以多名猶太哲學家的流亡故事為出發點，探討流亡、「無國（Statelessness）」和人口遷徙等狀態，怎樣影響 20 世紀的哲學世界，像改變了我們對身份認同、他者性（otherness）、忠誠、多元性的想像，乃至更宏大的政治秩序，如極權主義和自由民主等。踏入 21 世紀後，世界面對全球化和極權化，新冷戰又一觸即發，上述的議題非但毫不過時，更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早在一戰之前，沙俄帝國厲行「俄羅斯化」，強加文化習俗於國內少數民族，又以強硬手段管治他們，不少猶太人也慘遭迫害。而到沙俄帝國中後期，更是內亂不止，很多猶太人需要不斷逃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他在 1909 年出生於拉脫維亞首府里加的一個猶太家庭，6 歲隨家人搬到聖彼得堡，因而見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直至 1921 年舉家遠赴英國後才落地生根。
伯林後來成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英國哲學家，他在 1958 年提出的「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包含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指不受別人干涉的自由，後者指人可以有足夠能力實現理想。伯林的學說主宰了自由主義往後的發展，也影響無數人權工作者和政治家。童年的經歷、多國的文化衝擊及對政治的深刻反思，無疑都影響了其思想發展。Benhabib 指出，伯林算是成功融入新國度的例子，但他的人生也糾結於對俄羅斯文化、猶太身份和英國社會的多重忠誠。
除了早期俄羅斯猶太人的逃亡潮，德國猶太人的難民數目更大。早在 30 年代初，納粹上台時，很多猶太人已經意識到危機將會降臨到他們身上，於是急急及早離開。當中包括很多流芳百世的哲學家，例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及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班雅明曾經和鄂蘭在巴黎逃亡時相聚，並成為好友，更曾教導鄂蘭的丈夫、同是著名哲學家的布呂赫（Heinrich Blücher）下棋。可是，班雅明和鄂蘭的命運各異。
1940 年，當法國淪陷時，鄂蘭在知名猶太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協助下，得以從法國經西班牙逃亡至美國。她後來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並對權威和極權主義反思極為尖銳，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平庸之惡」及「人的條件」皆為傳世經典。當班雅明在 1940 年到達法西邊界時，卻以為自己會落入納粹黨手中而自殺身亡。
不過，班雅明在巴黎時已留下很多不朽著作，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他指出機械生產年代把藝術的靈光摧毀，在藝術歸於大眾的同時，法西斯主義者將「政治美學化」，把藝術推向政治。他對文藝的深刻批判，令他被視為文化研究和媒體學中最重要的學者。
Benhabib 在書中還提及很多猶太學者，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政治哲學家施克萊（Judith Shklar）、施特勞斯（Leo Strauss）等。這些猶太人飽歷流離失所之苦，最後卻能把苦難化為動力，成為一個個學術界的傳奇。猶太學者的故事告訴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但各人莊敬自強的話，便可能闖出一番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