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印度及中國的邊防部隊曾在洞朗（Doklam）對峙約兩個月；本月 5 及 9 日，兩軍再度發生衝突。近年相關邊界衝突雖然沒有演變成戰爭，但政治學者 Sumit Ganguly 及國際關係學者 Manjeet S.Pardesi 在雜誌「外交政策」撰文指，距離 1988 年兩國同意「互相理解」邊界問題已有 30 餘年，今天兩國的邊界衝突，值得擔憂。
印中兩國擁有世上最長的無識別邊界（unmarked border），邊境關係緊張並不新鮮，更曾在 1962 年爆發全面戰爭，此後亦出現幾次小規模衝突。直至 1975 年，硝煙方自兩國邊界消失。多年來，人們大都認為中印即使出現邊界衝突，亦只是短暫情況、不太可能引發更大型的戰鬥。但二人認為，最近發生的事件表明，衝突升級的可能性已大大提高。由於十多年來，解放軍一直在幾個戰略要點試探印度的軍事及政治決心，雙方均在充滿爭議的邊界作大量軍事部署，和平不再理所當然。
1987 年，印中部隊曾在阿魯納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的桑多洛河谷（Sumdorong Chu）發生軍事衝突。一年後，時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到北京訪問鄧小平，兩國遂同意暫時擱置邊界爭議問題，在其他領域合作，努力營造有利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和條件。撰文的兩位學者認為，當時兩國出於實用主義而妥協，是因為彼此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1988 年時，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分量幾乎相當。據世界銀行數據，印中當年的 GDP 分別為 2,970 和 3,120 億美元，國防開支則是 106 和 114 億美元。加上印度對當年西藏的抗議活動持觀望態度，足見印中各有其經濟與戰略考慮。此後中國走向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道路，而印度類似的發展步伐相對較遲。
但從那時起，兩國的經濟、軍事平衡狀態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直至 2018 年，中國 GDP 已是 13.6 萬億美元，是印度 2.7 萬億美元的五倍之多。國防開支方面，2019 年，中國為 2,611 億美元，比印度的 711 億美元多近四倍。即使過去 30 年，印度亦發展成一個全球大國，但跟印中當年實力對等的情況已相去甚遠。鑑於兩國的背景、目標已日趨迥異，二人認為構成當時妥協的共同目標逐漸消失。而中國在南海興建人工島、大流行期間展示的戰狼外交，甚至令一些專家認為，中國正與美國在全球霸權上爭持。
兩國力量不斷變化，邊界衝突亦愈發令人擔憂。甘地與鄧小平當年的妥協，為 1993 和 96 年達成的邊境管理協議，以及 2005 年的邊界談判指導原則鋪平了道路，使兩國邊境地區相對安寧、促進商業聯繫，但未曾真正解決邊界爭端。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本年 3 月曾表示，兩國關係極其複雜。除邊界問題外，亦包括西藏問題 —— 流亡到印度的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大量西藏流亡者。至於印度的憂慮，則在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夥伴關係，使兩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交錯。而兩國同時但不對稱的崛起背景，皆令種種問題變得更尖銳。
印度現時正與美國及日本建立牢固的戰略夥伴關係；而中國在穩定北部與俄國的邊界問題後，正通過其軍事現代化及南海建島的方式，破壞美國在東亞海洋共同體中的主導地位。故二人認為，中印邊界成為一個競爭對手之間尚未解決的問題。
兩位學者指出，中國愈趨認為印度不願以有利中國的條件，解決邊界爭端。由於印度本身亦在南亞追求領導地位，雖然似乎無意劍指整個亞洲，但對本身已是東亞地區大國的中國來說，要成為泛亞主宰，印度將成主要障礙。因此，動盪、模糊不定的中印邊界，恐怕有更大可能發生激烈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