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改朝換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即使自中葉起已積弱，都長達 276 年，而歷史最長的周朝更號稱有 800 年歷史。可是，現代的專制政體即使手握軍火大砲，與人民的武力更懸殊，卻比古代脆弱得多，不計沙地等石油王國，壽命最長的專制國家是蘇聯，若從 1917 年十月革命計起，只有 74 年歷史。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Andrew Nathan 作歸納，指有四個因素令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來得脆弱，分別是：一、政權認受性不足；二、過度倚賴鎮壓；三、決策權過分集中，以及；四、人事壓倒制度。例如上世紀 80 年代，海地因愛滋病而經濟崩潰，政權認受性完全破產，鎮壓部隊也倒戈，杜瓦利埃的獨裁政權很快就覆亡；08 年金融海嘯也促成了阿拉伯之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 Barbara Geddes 分析指出，大部分專制政權，都是亡於政變，因為獨裁者和執政集團未能建立一套權力分享機制。軍人政府最易倒台，因為他們手握軍權，即使倒台，也更易與新政府達成自保協議；而一黨專政最穩定，因為他們的管治最制度化。
可是，近年愈來愈多政治學家，包括 Nathan本身，都著手研究「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專政政權有學習能力，能夠修正前人所犯的錯，「專政必亡」或者已經不合時宜。他以中國為例，指當地建立出一個集體管治制度，包括繼承人等問題也會集體磋商，而且政府能吸納和統戰民間精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唐文方也認為，中共善於動員群眾，鼓動民粹來為自己建立政權認受性。
對於中共是否會與包括蘇聯等其他已倒台的專制政權不同，知名政治學家裴敏欣幾年前就在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發表看法。他提到「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當發展中國家經濟進步到一定水平，工資就會上漲，生產成本上升，大大削弱競爭力，但又未能轉型到高增值產業，夾在中等收入當中。要達到經濟轉型，特別發展創科和金融，就需要健全法制，保障產權和投資者權益。已故政治學大師 Samuel Huntington 的著作 The Third Wave 提過，民主化通常在國家處於中等收入狀態時發生，太窮的話，社經條件還未能配合。根據世界銀行於 2018 年的數字，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 15,376 美元，數字與台灣民主轉型時相約，稍低於 1991 年蘇聯倒台時的 18,128 美元。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提到，武漢肺炎疫情重創中國出口和內需，或會阻礙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裴敏欣指出，政權沒落前，會有四大先兆：意識形態退卻、經濟表現回落、貪污問題嚴重和權力鬥爭加劇。他的文章 2016 年出版時，中國正經歷浩大的打貪運動，地方政府債務也急劇攀升；及後 2018 年，中國通過憲法修正案，撤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規定，衝擊過往的繼承人制度。不過，政權更替，也不代表會民主轉型，例如蘇聯倒台後還不到 10 年，就迎來普京年代；當然，上述只是政治學的歷史統計分析，未來還是由人去開創，未必會合乎大眾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