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當前，抗疫實屬必須。但當政權以抗疫為藉口，一面擴充、濫用手上的緊急權力，一面打壓公民社會，則「抗疫」可能只是幌子，建立或鞏固威權才是目的。曾任菲律賓德拉薩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的 Richard Heydarian，特別關注東南亞地區不同領導人的「抗疫」大計。
Heydarian 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的文章提到，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領袖，在武漢肺炎肆虐中，找到鞏固權力、打擊批評聲音的藉口。由於疫情為社會帶來恐懼和未知的不安，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的威權主義政治人物，便能藉強調「必須團結」之名，獲得空前的法律授權，壓制反對力量。
他認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不僅加劇經濟不景氣，更有可能導致東南亞地區的基本自由、民主制度受侵蝕。 因此，賦予政治領袖的額外權力，均必須受嚴格監督與憲法限制。然而，在民主仍處於起步階段的國家，由於體制的制衡力量脆弱，威權的威脅更大，國家危機期間，這種情況也特別容易發生。
以地區確診病例數字最高的菲律賓為例，批評者認為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已藉疫情獲得異乎尋常、超出應對疫情所需的緊急權力，種種舉措只是鞏固政府本身。除了曾威脅直接射殺違反封城令的國民，Heydarian 指，在首都馬尼拉長達六週的封鎖期間，杜特爾特甚至獲得指揮私人機構的權力，官方亦有權檢控「虛假信息」、「假新聞」發佈者。
他認為，泰國及柬埔寨的領導人亦有類似舉措。早前斷言「目前健康更勝自由」的泰國總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除了擁得關閉邊界、禁止社交聚會的權力之外，同樣控制著在國內傳播的疫情信息。而有意見認為，巴育推出高達 580 億美元刺激經濟計劃，通過發放現金及為特定人士提供補貼等措施，旨在以銀彈爭取部分國民的支持。
Heydarian 憂慮，現時泰國的反對派，非但無法以新憲法遏制軍政府權力，巴育所獲得的法律授權，更會進一步加強自身對泰國社會的控制。至於一黨制、沒有反對派的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亦順利取得監控傳統及社交媒體的權力，並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官方對發佈信息的控制權。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早前報道，洪森起初並不願意回應疫情，現時卻利用疫情大流行加強打擊自己的敵人。
另外，Heydarian 參考現任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的政治背景，認為他有可能利用新權力一挫近年國家來之不易的民主成果。慕尤丁日前表示，馬來西亞現時已對政治感到「厭倦」，目前最重要的是抗疫。然而，慕尤丁的首相地位以至其內閣的認受性，至今在民間仍然存有爭議。儘管如此，相比前述其他東南亞威權領袖，慕尤丁會否藉抗疫擴權，則仍難預測。當地政治學學者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亦指，慕尤丁立場不穩定，目前難以判斷，慕尤丁究竟會為國家政治帶來改革，抑或重新提倡宗教保守主義。
無論如何，Heydarian 認為環視東南亞整體，現已日益加強信息流動的限制、打壓異見聲音並將民主力量推向邊緣。而在目前經濟危機與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威權領袖們所推行的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有可能成為謀取個人政治支持及鞏固政權的手段。單看領導人現時獲得的緊急權力，即使將來國家成功控制疫情，都已足夠改變國家的政治面貌。犧牲的，將是過去人們艱苦奮鬥而來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