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漢肺炎爆發以來，中國先後有官員指控，武肺病毒源於美國。同類陰謀論其實早有先例，50 年代初中共抗美援朝，便曾經指責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以昆蟲向中國播菌。縱然交不出確鑿證據，中共卻據此發動鋪天蓋地的「愛國衛生運動」，動員各階層以滅蟲滅蝨殲滅「敵人」。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指出，消滅細菌無異於捕風捉影，使人民草木皆兵，但中共卻可借「衛生」名義，首次把權力滲透到個人生活，甚至用以實現共產黨理想的現代新中國。
細菌戰的羅生門
1950 年韓戰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介入，一度助南韓反攻北韓，但中共隨後派出志願軍參戰，使雙方在三八線膠著，至 1953 年停戰為止。就在膠著期間，中朝兩國先後指控美軍發動細菌戰。
根據文獻資料，北韓最先提出指控，於 1951 年 5 月聲稱美軍散播天花；北韓外務相於 1952 年 2 月 22 日向聯合國秘書處發出正式聲明，控告美軍 2 度在北韓上空投擲帶菌昆蟲。翌日，中國「人民日報」頭版社論亦譴責美軍發動細菌戰，之後更每日更新戰況。
上述指控原先都與中國本土無關，中國人大可「隔岸觀火」，但周恩來卻在 3 月 8 日斥責，美軍派出了 448 架飛機、在中國東北部最少 68 個地點散播帶菌昆蟲，號召各國譴責「美帝利用細菌戰的戰爭罪行」，官媒的報道措辭也愈趨激烈。報章曾提及的帶菌昆蟲多不勝數，譬如有黑蠅、跳蚤、壁虱、蜘蛛、白蛉子、螞蟻、蚱蜢、土蜂、蚊子等等，據稱牠們都是放入布包或紙包內，由美軍軍機空投到地面；中國實驗室報稱化驗出的病菌同樣不勝枚舉，包括有天花、鼠疫、霍亂、炭疽病、腦炎等等。
純粹的文字報道，還不足以把訊息傳遞給識字率有限的社會基層，中共於是運用了圖像力量，在全國主要城市巡迴舉辦「美國細菌戰戰爭罪行」展覽，展示顯微鏡放大下的細菌形態。考慮到細菌影像可能還是過分抽象，與民眾生活沒有具體扣連，展覽亦將焦點放在細菌的載體昆蟲身上，特意展出昆蟲觸鬚和複眼的大特寫，借此具體說明細菌如何「面目猙獰」。當時報章上的宣傳漫畫，亦幾乎全部以昆蟲為主角，譬如把「美帝」描繪為騎著蒼蠅侵略的死神。
中共政府不止宣傳細菌的恐怖，還成立防疫部門發動所謂「反細菌戰」，以及後續的「愛國衛生運動」，以疏通下水道、拾垃圾，還有滅蟲害為目標，以動員群眾解決衛生問題。當時中共御用文人郭沫若更為宣傳歌「消滅細菌戰」填詞，寫出「讓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臭蟲蒼蠅跳蚤一齊完蛋！」如此慷慨激昂的歌詞。
然而，中共如臨大敵、號召群眾保家衛國的這場大戲，背後建基的細菌戰威脅，又有幾分真確？還是北韓與中國合謀的騙局？
當年中朝兩國自稱受害後，美國隨即提議由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ICRC）派員實地調查，但遭到中朝兩國反對。中共斥責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紅十字會受美國控制，所謂調查是想考證細菌武器成效，中共遂委託蘇聯主導的「世界和平理事會」（WPC）調查，報告結果一如中朝兩國所聲稱。事隔多年，先後有美蘇政府文件解密，卻始終沒有細菌戰的確鑿證據，令這段歷史淪為羅生門。
中共猜忌的醫療精英
對於細菌戰孰真孰假的論爭，專研中國近代醫療史的美國范德比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uth Rogaski 無意再參一腳。她更有興趣的是，以農村為基礎的中共政權，如何在建政初年藉著細菌戰的恐慌，鼓動數百萬城市人口「搞衛生」，規管國民黨曾經盤踞的城市，以「衛生」之名把權力延伸至家庭和個人生活層面。
Ruth Rogaski 在得獎論著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指出，充滿鄉土氣息的共產黨，以農民為骨幹，向來把大城市想像為外國勢力滲透、危機四伏、充滿墮落氣息的地方。書中以北方最大商港天津為研究案例，當時城內估計有近 400 萬人口，當中有 20 萬難民、10 萬多國民黨官兵。這裡曾經是鴉片貿易中心，城內還殘存很多宗教、幫會、行會等不受規管的權力架構，有複雜又模糊的等級制度，與共產黨人想像的「純潔新中國」背道而馳。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卻不代表共產黨能夠駕馭如此錯綜複雜的城市權力網絡。1949 年解放軍進駐天津後，共產黨派遣了 7,400 名平民幹部接管天津市政，他們由學生、農民和地下黨員組成，很多人只上過城市管理的速成班便臨危受命，對城市空間可能潛伏內部敵人感到恐懼。結果短短幾年間，多場政治運動席捲天津，整肅城市秩序和清算「反革命分子」，處決數百名所謂的「國民黨特務」、幫會頭目、教派領袖等 —— 這些政治運動都旨在消滅非政府力量，取消公民社會的分散權力，試圖使個人直接效忠於國家。
但共產黨掃除了政治敵人，卻不代表權力穩如泰山，傳染病蔓延是另一重隱患。雖然中共指控美軍發動細菌戰，但其實在那個戰爭頻仍的年頭，中國早就到處瀰漫傳染病。以 1949 年天津為例，基層人民居住環境惡劣、缺乏潔淨食水，使得肺炎、痢疾、腦炎等傳染病成為天津人頭號殺手，當年冬季就爆發過小規模腺鼠疫，翌年夏季又來一場霍亂。
要阻止瘟疫蔓延，整頓城市的醫療衛生是首要事務，但共產黨卻受自身的不足掣肘。當年新天津市衛生局為改善城內衛生磨拳擦掌，但資源有限，行政經驗又欠奉，幹部只能蹣跚學步，在管理供水系統時便顯得狼狽不堪。共產黨繼承了國民黨留下的整套醫療系統，但很多醫院卻為教會及昔日外國租界所設立，優秀的醫療精英都受到共產黨猜忌，不但是因為他們的中產階層背景，還因為他們曾經與外國人共事，政治立場有親美之嫌，在韓戰爆發後尤其敏感。中共更為此在醫院培訓情報員，搜集醫護的反共和親美言論。
面對建政初年資源不足、幹部欠管理公共衛生經驗、對醫療精英又不信任，城市衛生問題要如何解決？假美國發動細菌戰之名，以愛國動員全民義務勞動改善公共衛生，似乎成為很好的出口。如果中共理想的新中國，意味著全民保持警戒下身體力行投入國家生活，那麼把無形的細菌描繪成外敵，以高漲的民族主義號召民眾參與衛生工作，無疑是實現其理想的絕佳手段。
「衛生」成現代化代名詞
1952 年，中共聲稱中國受細菌戰襲擊後，天津市民也神經兮兮，見昆蟲便杯弓蛇影。天津市官方在當年夏天紀錄了 8 次細菌戰襲擊事件，都是市民發現有「異常」昆蟲後上報，群眾還會組織起來撲殺昆蟲，實驗室化驗的樣本結果，也總是應驗群眾的聲稱。緊隨其後的愛國衛生運動更動員群眾主動出擊，滅蒼蠅、蚊子、老鼠、虱子、臭蟲等「五害」；城中的家庭主婦和學生亦要響應動員參與「大清掃」，清潔家居以及城市的公共場所，並且疏浚城中排水渠等；政府還鼓勵民眾接種疫苗，確立個人衛生即民族衛生的概念，想要每個人承擔民族整體健康責任。
結果，「細菌是敵人」觀念成為了共產黨的統治工具，衛生部門有欠教養的幹部，與心有不服的醫療專業精英，在如此同仇敵愾、抵禦帝國主義入侵的愛國時刻，大多能夠化解重大分歧。假衛生之名，中共還利用居民委員會或家庭訪問，直接監督每戶家庭的衛生情況 —— 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權力首度延伸至家庭內部，直接干涉家務勞動的事務。
著名劇作家曹禺出身天津，1954 年創作的劇本「明朗的天」，正好是以愛國衛生運動做背景。故事講述主角凌醫生受過西方訓練，在美國人成立的北京醫院工作，拒絕相信昔日美國同僚的「邪惡」，直到經歷愛國衛生運動的洗禮，他終於認清「美帝」發動細菌戰的「真相」，接受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參與韓戰「以顯微鏡報效國家」。這個故事可以有多寫實都不是重點，但它反映當時中共期望借民族主義打破階級藩籬，贏得醫學專業和教授的支持。
近代以來，中國人飽受「東亞病夫」的積弱形象所苦，老是覺得自己受西方歧視，被視為不衛生、不乾淨、跟世界潮流接不上軌。歷史學者楊念群指出，50 年代的反細菌戰則試圖把觀念顛倒過來 —— 中國人即使染病也是美國人散播病菌所致，生病不是自身問題，而是美國或西方陷害。
縱然以群眾運動改善衛生的短期效果不彰，疫病沒有絕跡，不少民眾敷衍了事，未有認真看待政府目標，反映細菌戰威脅還不足以推動民眾衛生邁向現代；但愛國衛生運動未有就此結束，1958 年毛澤東發動「除四害運動」正是其延伸，結果大規劃獵殺麻雀等物種，破壞生態平衡而間接觸發大饑荒。但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愛國衛生運動如今依然是中共衛生政策重要部分。
「創建文明衛生城市」之類的口號，在中國無處不在；「衛生」也是生活中常用字，譬如呼籲民眾不要隨地吐痰叫「講衛生」、即用即棄木筷子叫「衛生筷」、廁紙叫「衛生紙」、廁所叫「衛生間」、清潔家居叫「搞衛生」。「衛生」早就超越清潔的原意，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代名詞，反映其創造衛生現代民族的期許，成效如何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