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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漢肺炎爆發以來,中國先後有官員指控,武肺病毒源於美國。同類陰謀論其實早有先例,50 年代初中共抗美援朝,便曾經指責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以昆蟲向中國播菌。縱然交不出確鑿證據,中共卻據此發動鋪天蓋地的「愛國衛生運動」,動員各階層以滅蟲滅蝨殲滅「敵人」。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指出,消滅細菌無異於捕風捉影,使人民草木皆兵,但中共卻可借「衛生」名義,首次把權力滲透到個人生活,甚至用以實現共產黨理想的現代新中國。
細菌戰的羅生門
1950 年韓戰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介入,一度助南韓反攻北韓,但中共隨後派出志願軍參戰,使雙方在三八線膠著,至 1953 年停戰為止。就在膠著期間,中朝兩國先後指控美軍發動細菌戰。
根據文獻資料,北韓最先提出指控,於 1951 年 5 月聲稱美軍散播天花;北韓外務相於 1952 年 2 月 22 日向聯合國秘書處發出正式聲明,控告美軍 2 度在北韓上空投擲帶菌昆蟲。翌日,中國「人民日報」頭版社論亦譴責美軍發動細菌戰,之後更每日更新戰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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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控原先都與中國本土無關,中國人大可「隔岸觀火」,但周恩來卻在 3 月 8 日斥責,美軍派出了 448 架飛機、在中國東北部最少 68 個地點散播帶菌昆蟲,號召各國譴責「美帝利用細菌戰的戰爭罪行」,官媒的報道措辭也愈趨激烈。報章曾提及的帶菌昆蟲多不勝數,譬如有黑蠅、跳蚤、壁虱、蜘蛛、白蛉子、螞蟻、蚱蜢、土蜂、蚊子等等,據稱牠們都是放入布包或紙包內,由美軍軍機空投到地面;中國實驗室報稱化驗出的病菌同樣不勝枚舉,包括有天花、鼠疫、霍亂、炭疽病、腦炎等等。
純粹的文字報道,還不足以把訊息傳遞給識字率有限的社會基層,中共於是運用了圖像力量,在全國主要城市巡迴舉辦「美國細菌戰戰爭罪行」展覽,展示顯微鏡放大下的細菌形態。考慮到細菌影像可能還是過分抽象,與民眾生活沒有具體扣連,展覽亦將焦點放在細菌的載體昆蟲身上,特意展出昆蟲觸鬚和複眼的大特寫,借此具體說明細菌如何「面目猙獰」。當時報章上的宣傳漫畫,亦幾乎全部以昆蟲為主角,譬如把「美帝」描繪為騎著蒼蠅侵略的死神。
中共政府不止宣傳細菌的恐怖,還成立防疫部門發動所謂「反細菌戰」,以及後續的「愛國衛生運動」,以疏通下水道、拾垃圾,還有滅蟲害為目標,以動員群眾解決衛生問題。當時中共御用文人郭沫若更為宣傳歌「消滅細菌戰」填詞,寫出「讓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臭蟲蒼蠅跳蚤一齊完蛋!」如此慷慨激昂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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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如臨大敵、號召群眾保家衛國的這場大戲,背後建基的細菌戰威脅,又有幾分真確?還是北韓與中國合謀的騙局?
當年中朝兩國自稱受害後,美國隨即提議由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ICRC)派員實地調查,但遭到中朝兩國反對。中共斥責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紅十字會受美國控制,所謂調查是想考證細菌武器成效,中共遂委託蘇聯主導的「世界和平理事會」(WPC)調查,報告結果一如中朝兩國所聲稱。事隔多年,先後有美蘇政府文件解密,卻始終沒有細菌戰的確鑿證據,令這段歷史淪為羅生門。
中共猜忌的醫療精英
對於細菌戰孰真孰假的論爭,專研中國近代醫療史的美國范德比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uth Rogaski 無意再參一腳。她更有興趣的是,以農村為基礎的中共政權,如何在建政初年藉著細菌戰的恐慌,鼓動數百萬城市人口「搞衛生」,規管國民黨曾經盤踞的城市,以「衛生」之名把權力延伸至家庭和個人生活層面。
Ruth Rogaski 在得獎論著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指出,充滿鄉土氣息的共產黨,以農民為骨幹,向來把大城市想像為外國勢力滲透、危機四伏、充滿墮落氣息的地方。書中以北方最大商港天津為研究案例,當時城內估計有近 400 萬人口,當中有 20 萬難民、10 萬多國民黨官兵。這裡曾經是鴉片貿易中心,城內還殘存很多宗教、幫會、行會等不受規管的權力架構,有複雜又模糊的等級制度,與共產黨人想像的「純潔新中國」背道而馳。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卻不代表共產黨能夠駕馭如此錯綜複雜的城市權力網絡。1949 年解放軍進駐天津後,共產黨派遣了 7,400 名平民幹部接管天津市政,他們由學生、農民和地下黨員組成,很多人只上過城市管理的速成班便臨危受命,對城市空間可能潛伏內部敵人感到恐懼。結果短短幾年間,多場政治運動席捲天津,整肅城市秩序和清算「反革命分子」,處決數百名所謂的「國民黨特務」、幫會頭目、教派領袖等 —— 這些政治運動都旨在消滅非政府力量,取消公民社會的分散權力,試圖使個人直接效忠於國家。
但共產黨掃除了政治敵人,卻不代表權力穩如泰山,傳染病蔓延是另一重隱患。雖然中共指控美軍發動細菌戰,但其實在那個戰爭頻仍的年頭,中國早就到處瀰漫傳染病。以 1949 年天津為例,基層人民居住環境惡劣、缺乏潔淨食水,使得肺炎、痢疾、腦炎等傳染病成為天津人頭號殺手,當年冬季就爆發過小規模腺鼠疫,翌年夏季又來一場霍亂。
要阻止瘟疫蔓延,整頓城市的醫療衛生是首要事務,但共產黨卻受自身的不足掣肘。當年新天津市衛生局為改善城內衛生磨拳擦掌,但資源有限,行政經驗又欠奉,幹部只能蹣跚學步,在管理供水系統時便顯得狼狽不堪。共產黨繼承了國民黨留下的整套醫療系統,但很多醫院卻為教會及昔日外國租界所設立,優秀的醫療精英都受到共產黨猜忌,不但是因為他們的中產階層背景,還因為他們曾經與外國人共事,政治立場有親美之嫌,在韓戰爆發後尤其敏感。中共更為此在醫院培訓情報員,搜集醫護的反共和親美言論。
面對建政初年資源不足、幹部欠管理公共衛生經驗、對醫療精英又不信任,城市衛生問題要如何解決?假美國發動細菌戰之名,以愛國動員全民義務勞動改善公共衛生,似乎成為很好的出口。如果中共理想的新中國,意味著全民保持警戒下身體力行投入國家生活,那麼把無形的細菌描繪成外敵,以高漲的民族主義號召民眾參與衛生工作,無疑是實現其理想的絕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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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成現代化代名詞
1952 年,中共聲稱中國受細菌戰襲擊後,天津市民也神經兮兮,見昆蟲便杯弓蛇影。天津市官方在當年夏天紀錄了 8 次細菌戰襲擊事件,都是市民發現有「異常」昆蟲後上報,群眾還會組織起來撲殺昆蟲,實驗室化驗的樣本結果,也總是應驗群眾的聲稱。緊隨其後的愛國衛生運動更動員群眾主動出擊,滅蒼蠅、蚊子、老鼠、虱子、臭蟲等「五害」;城中的家庭主婦和學生亦要響應動員參與「大清掃」,清潔家居以及城市的公共場所,並且疏浚城中排水渠等;政府還鼓勵民眾接種疫苗,確立個人衛生即民族衛生的概念,想要每個人承擔民族整體健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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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細菌是敵人」觀念成為了共產黨的統治工具,衛生部門有欠教養的幹部,與心有不服的醫療專業精英,在如此同仇敵愾、抵禦帝國主義入侵的愛國時刻,大多能夠化解重大分歧。假衛生之名,中共還利用居民委員會或家庭訪問,直接監督每戶家庭的衛生情況 —— 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權力首度延伸至家庭內部,直接干涉家務勞動的事務。
著名劇作家曹禺出身天津,1954 年創作的劇本「明朗的天」,正好是以愛國衛生運動做背景。故事講述主角凌醫生受過西方訓練,在美國人成立的北京醫院工作,拒絕相信昔日美國同僚的「邪惡」,直到經歷愛國衛生運動的洗禮,他終於認清「美帝」發動細菌戰的「真相」,接受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參與韓戰「以顯微鏡報效國家」。這個故事可以有多寫實都不是重點,但它反映當時中共期望借民族主義打破階級藩籬,贏得醫學專業和教授的支持。
近代以來,中國人飽受「東亞病夫」的積弱形象所苦,老是覺得自己受西方歧視,被視為不衛生、不乾淨、跟世界潮流接不上軌。歷史學者楊念群指出,50 年代的反細菌戰則試圖把觀念顛倒過來 —— 中國人即使染病也是美國人散播病菌所致,生病不是自身問題,而是美國或西方陷害。
縱然以群眾運動改善衛生的短期效果不彰,疫病沒有絕跡,不少民眾敷衍了事,未有認真看待政府目標,反映細菌戰威脅還不足以推動民眾衛生邁向現代;但愛國衛生運動未有就此結束,1958 年毛澤東發動「除四害運動」正是其延伸,結果大規劃獵殺麻雀等物種,破壞生態平衡而間接觸發大饑荒。但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愛國衛生運動如今依然是中共衛生政策重要部分。
「創建文明衛生城市」之類的口號,在中國無處不在;「衛生」也是生活中常用字,譬如呼籲民眾不要隨地吐痰叫「講衛生」、即用即棄木筷子叫「衛生筷」、廁紙叫「衛生紙」、廁所叫「衛生間」、清潔家居叫「搞衛生」。「衛生」早就超越清潔的原意,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代名詞,反映其創造衛生現代民族的期許,成效如何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