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為全球感染武肺個案最多的國家，雖然總統杜林普已經下令車廠生產人工呼吸器，但速度未必趕得上大爆發。一旦重病者太多而呼吸器不足，前線醫生將要面臨一個艱難局面 —— 決定誰能得救而誰被放棄。本以救急扶危為己任，卻被迫主宰他人生死，專業判斷以及道德良心，同樣備受考驗。
一份由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倫理小組委員會在 2011 年 7 月完成的報告曾指，在一場嚴重的疫症大流行，危重症監護的「最病者優先」原則或不再適用，因那「可能會令資源反被最終病重身亡的人所消耗」。報告指出，如足以救命的醫療資源嚴重短缺，應「優先考慮那些最有可能康復的人」。
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週就分配呼吸器發表指引，亦表示應以「拯救最多性命」和「壽命年」（life-years）為最優先，而非按照先到先得。當所有其他條件相同，醫護人員和研究參與者應獲優先考慮。賓夕凡尼亞大學醫學倫理與健康政策系主任 Ezekiel Emanuel 表示認同：
醫護人員應該至為優先。因為他們拯救他人，甚至以身犯險救助他人。
Emanuel 強調，目標是「拯救最多的人命和讓人活得最久」，但真要去抉擇生死，他坦言：「實在可怕，那是一件你必須去做的最壞事情」。埃默里大學生物倫理學專家、生物倫理學協會理事長 Paul Root Wolpe 亦認為面對此事，沒有簡單的方程式。「那是一個非常困難、複雜和痛苦的…… 過程。」
醫學方面的考慮固在其中，例如某些器官是否衰竭。病患的年紀也是一個因素，紐約大學朗格尼醫療中心醫學倫理學部主任 Arthur Caplan 不諱言：「若說年齡並沒影響決定，那是騙人的。那與恢復力有關。」較年青的病人普遍較快復原，他們或可較早騰出呼吸器供下一位病患使用。
但當真要作出決定，院內或會引起爭議，因為醫生們都奮力保護自己負責的病人。Samuel Packer 曾於 2009 年 H1N1 流感爆發期間，擔任北岸長島猶太裔醫療系統（Northwell Health）的道德總監，他直言：「每位醫生都把自己的病人看得更重。所以道德部門應運而生，由我們給予最好的建議。」
這個過程可以長達 10 個小時，但當市內醫院都已超荷，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立即致電行政部門，委員會能通過視像聊天迅速召集會議。
在疫情最為嚴峻的紐約州，前線醫生快要面臨這種生死抉擇。現時約有 10,000 部呼吸器，但官方估計，光是紐約市就需要逾 30,000 部。自上週起，市內一些醫院開始讓兩名病人通過導管共用呼吸器，但急症室醫生 Calvin D. Sun 指出，這種安排存在風險，或令病人接觸到彼此的微生物。
紐約州在 2015 年制定的指引，並未列明移除呼吸器的醫療條件，反而建議醫院根據「即使採取積極治療，亦無即時或臨近即時死亡機率」等條件，或是病患的存活機率作為衡量，並以試驗來確定他們能從呼吸機受益多少。指引寫道，年齡應只用作最終決定因素，而「醫護及急救人員」不該獲優先考慮。
不過，是次疫情前所未有般惡劣。醫生該如何抉擇，沒人能說得準。災難規劃專家強調，最重要是提前制定指引。Montefiore Einstein 生物倫理學中心主任 Patricia Powell 解釋：「若無事先規定，便要讓沒有受過訓練、累透且過勞的臨床醫護，去作這些生死攸關的決定。」
現時公眾和政府仍有時間採取行動，避免強迫醫院作出這種沉痛決擇。災難應變專家 John Hick 醫生強調：「這完全取決於我們的社交控制成效、我們能把曲線拉得多平。有城市正面臨危機。我們則在咬緊牙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