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全球化，造成民間撕裂、群組爭吵。
但香港的網絡人際關係之中，分歧更尖銳對立，所謂極藍群組展現的智商，更令人了解在一個瘟疫亂世，保持所謂獨立思考是如何困難。
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宗旨，據說也是鼓勵「獨立思考」，但甚麼是「獨立思考」呢？
假設一個人有合理的教育背景，對於一項爭議的問題，不外有兩種思維方式。
A 型是探索型思維（Exploratory Thinking），即在自己的論點或定見之外，會公平地考慮另一種不同的觀點。
B 型叫做驗證型思維（Confirmatory Thinking），即單方面固執地嘗試自己的觀點是正確。
持有 A 探索型思維的人，會時時明白自己的論點可能有偏差。因為人並非萬能博士，大腦並非完美，而你自己雖然持有醫學博士學位，但對於政治學、考古學、音樂美術，醫生所知不多。
持有探索型思維的人，會服膺於蘇格拉底的信仰：「我知道得愈多，我愈認為自己知道得少」，因而在有自己的看法之餘，對方的論點無論如何尖銳，也會先用心聆聽。
聆聽是第一步，消化是第二步，將對方不同的論點與自己的結論相比較，是第三步。
融和對方意見之後，有兩種結果：第一是你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第二是你吸收了對方相反的觀點，修正或改良自己本來的論斷，而產生了新的論斷。
這就是「探索型思維」的思考方式。
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無論國王、教宗、首相和總統，都在三權分立的社會民主結構之下，開展了探索型思維。
中國文化以法家為宗，帝皇為尊，中國人相信「一言為天下法」，即家長權威的一言堂，調動社會人力、統一思想、提高生產效率的最佳方法。
因此中國人傾向於 B 之「驗證型思維」，即單方面以一己之定見（Confirmed views）堅持為正確。
定見當然不一定都錯。譬如：約會要準時，待人要禮貌，這是一種社會道德定見，特別在用所謂相反意見來爭論。
但中國人許多定見，往往不是在教育中產生，而是上面的統治者主人單方面的灌輸，例如「從前經受了百年屈辱，所以今日我要做戰狼」。
於是這就出現香港所謂藍營群組的那種堅持的喧嘩。由世界公民的角度，你會發現：這些「中國人」在武漢肺炎危機之中，堅持的只有一種他們獲得灌輸的觀點。
而這種觀點又會偶然搬龍門換畫，他們跟著改變。絕對不是獨立思考，而是上面的主人統治者，因政治形勢之需要而更換了說法，例如「病毒源自武漢野生動物市場」，變成「病毒源自美國」、「病毒源自意大利」之類。
獨 A 則無主見，獨 B 則易以偏見為固執。一個成熟的人，是 AB 型混合：擇 A 而 B，或在 A 中參採天下各家之見，經過消化、融合、提煉，而成為堅定的 B。
因為畢竟 B 型的人的大腦，最多只是一間戲院。戲院本身是空洞的，由片商提供不同的電影。他們必要被提供觀點內容，銀幕方有影像，因為他們的大腦，雖然有的宣稱持外國大學的學位，本來的銀幕其實空白無物。
而 A 型思維的人，本身才是電影公司。電影公司可以有不同類型的電影，但萬類歸宗，只有一條，就是「思想和創作自由」。
而經營戲院的人，不必經歷此一層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