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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全球化,造成民間撕裂、群組爭吵。
但香港的網絡人際關係之中,分歧更尖銳對立,所謂極藍群組展現的智商,更令人了解在一個瘟疫亂世,保持所謂獨立思考是如何困難。
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宗旨,據說也是鼓勵「獨立思考」,但甚麼是「獨立思考」呢?
假設一個人有合理的教育背景,對於一項爭議的問題,不外有兩種思維方式。
A 型是探索型思維(Exploratory Thinking),即在自己的論點或定見之外,會公平地考慮另一種不同的觀點。
B 型叫做驗證型思維(Confirmatory Thinking),即單方面固執地嘗試自己的觀點是正確。
持有 A 探索型思維的人,會時時明白自己的論點可能有偏差。因為人並非萬能博士,大腦並非完美,而你自己雖然持有醫學博士學位,但對於政治學、考古學、音樂美術,醫生所知不多。
持有探索型思維的人,會服膺於蘇格拉底的信仰:「我知道得愈多,我愈認為自己知道得少」,因而在有自己的看法之餘,對方的論點無論如何尖銳,也會先用心聆聽。
聆聽是第一步,消化是第二步,將對方不同的論點與自己的結論相比較,是第三步。
融和對方意見之後,有兩種結果:第一是你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第二是你吸收了對方相反的觀點,修正或改良自己本來的論斷,而產生了新的論斷。
這就是「探索型思維」的思考方式。
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無論國王、教宗、首相和總統,都在三權分立的社會民主結構之下,開展了探索型思維。
中國文化以法家為宗,帝皇為尊,中國人相信「一言為天下法」,即家長權威的一言堂,調動社會人力、統一思想、提高生產效率的最佳方法。
因此中國人傾向於 B 之「驗證型思維」,即單方面以一己之定見(Confirmed views)堅持為正確。
定見當然不一定都錯。譬如:約會要準時,待人要禮貌,這是一種社會道德定見,特別在用所謂相反意見來爭論。
但中國人許多定見,往往不是在教育中產生,而是上面的統治者主人單方面的灌輸,例如「從前經受了百年屈辱,所以今日我要做戰狼」。
於是這就出現香港所謂藍營群組的那種堅持的喧嘩。由世界公民的角度,你會發現:這些「中國人」在武漢肺炎危機之中,堅持的只有一種他們獲得灌輸的觀點。
而這種觀點又會偶然搬龍門換畫,他們跟著改變。絕對不是獨立思考,而是上面的主人統治者,因政治形勢之需要而更換了說法,例如「病毒源自武漢野生動物市場」,變成「病毒源自美國」、「病毒源自意大利」之類。
獨 A 則無主見,獨 B 則易以偏見為固執。一個成熟的人,是 AB 型混合:擇 A 而 B,或在 A 中參採天下各家之見,經過消化、融合、提煉,而成為堅定的 B。
因為畢竟 B 型的人的大腦,最多只是一間戲院。戲院本身是空洞的,由片商提供不同的電影。他們必要被提供觀點內容,銀幕方有影像,因為他們的大腦,雖然有的宣稱持外國大學的學位,本來的銀幕其實空白無物。
而 A 型思維的人,本身才是電影公司。電影公司可以有不同類型的電影,但萬類歸宗,只有一條,就是「思想和創作自由」。
而經營戲院的人,不必經歷此一層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