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武漢肺炎爆發，再次喚醒市民大眾對香港公營醫療體系的關注。過去十年，政府大幅增加對醫管局的撥款，由 2010 至 11年度的 327 億，急增至 2019 至 20 年度的 699 億，增幅超過一倍。可是無論政府如何加大醫療投資，多年以來，一直改善不了香港公立醫院壓力爆煲、人手不足、醫生工時過長等問題。而除了香港，很多發達地區如美國和英國的醫院體系，都要面對各種問題。
美國艾默理大學的醫療政策教授 Richard Saltman 和英國牛津大學公共行政顧問 Tata Chanturidze，就在 2020 年出版的新書 Understanding Hospitals in Changing Health Systems 撰文，分析為甚麼在世界各地，推行醫院改革都十分困難，並提出了三項背景因素。首先政策範疇方面，醫療政策本來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要改革醫院，涉及公共衛生知識和人口統計推算，而且營運醫院需要動用大量的空間和資源，也要協調醫護人員和行政人員。另外是服務性質方面，病人、醫護人員和管理人員都長期面對具大的心理壓力，而且改革需要龐大公共資源，政客也會因面對政治壓力而變得墨守成規。
最後是市場因素，有些情況下，醫療資源不是投放得不夠多，而是因為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而變得分配不均，病人首要選擇更便宜的公立醫院，私家醫院每每坐擁更多資源，卻未能完全發揮功能。例如根據香港醫學會會董佘達明 2019 年提供的數字，香港醫生佔人口密度比例明明是世界數一數二高，但 14,000 名醫生裡面，45% 是公立醫院醫生（6,300多人）卻要照顧近 9 成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 7,000 多人（55%）就照顧 1 成的香港病人，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
Saltman 和 Chanturidze 進而提出有三個結構問題，令到現行制度不能有效回應上述的背景因素。首先是組織因素，醫院跟其他大型機構一樣，很容易陷入官僚主義，行政人員盲目跟從死板的規章制度，公共行政學稱這個現象為「紅帶子」（red tape），行政人員會訴諸規程，而非理性，而且因為惰性而抗拒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上管理架構因素，醫院管理層和前線醫護人員存在很大鴻溝。醫學發展急速，變化萬千，即使部分醫院管理層是醫生專業出身，也不會完全了解新一代醫生的日常運作，雙方知識和資訊不對等，形成一個公營所指的「斷層結構」（disconnected hierarchy），醫院管理層無能力干預前線工作，在某些地區造成了醫護霸權的問題，在一些地區則令到前線人員的民情不能有效上達。
最後還有政治結構因素。究竟應該提供甚麼服務，甚麼病人應該優先處理和如何處理，醫院應該怎樣選址，請甚麼人管理醫院，都是政府要思考的問題；而且醫院牽涉龐大資源，也是一個城市的大僱主，每項政策決定都可以影響很多人的飯碗；一個地方的醫院質素如何，也會影響外商會否投資到該地方。故此，醫院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政府決策者需要微妙地平衡各方利益。而很多時醫院改革失敗，是更根本的政治制度問題，公共行學稱為「政治失能」（Political Dysfunction），整個政治機器故障了，決策者無政治力量推行改革，亦未能令人信服地分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