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一罩難求的現象不僅在香港發生。中國身為世界第一外科口罩生產國，口罩供不應求的情況卻更為嚴重。據報現時中國增加進口採購之餘，亦採取配給制度。配給是以控制商品或服務分配以應對稀缺的手段，除了今天的口罩配給，在經濟衰退或戰爭期間，不少國家均使用配給方式掌握資源分配。
大戰之時，大多經濟資源都被投放至軍事之中，意味平民在昇平日子輕易獲得的食物、衣服等物資，均可能出現短缺。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四個月後的 1940 年 1 月，英國便開始實行配給制。當時糧食部以「食物防線貫穿所有人的家園…… 節省食物，或會拯救生命」為宣傳，點出戰時婦女們在日常中的物資分配，與戰場上奮戰的士兵同樣是勝利的關鍵。
最初，只有牛油、煙肉、火腿及糖為配給品，往後的 3 月及 7 月，肉類、茶及人造牛油亦列入配給行列。直至 1942 年，芝士、副食品及朱古力等糧食亦相繼成為配給品；1941 年 6 月，食物以外的衣物亦受配給限制。一直到戰後的 1948 至 1953 年，全國才逐步結束配給，重回自由市場。
配給制之下，受管制的東西不一定有錢就能買到。一般而言不論男女，每人每週獲分配的食物分量皆相同。孕婦、兒童及老人可另外獲得牛奶、橙汁、魚肝油等營養食品，一些體力勞動者亦能獲取額外糧食配給。除了金錢，人們購買商品時，還須帶上附有配給券的配給簿，確認該時段有資格購買某類配給品。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樣實行配給制。1942 年的「緊急價格控制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授予戰時機構價格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權力，為食物及其他商品設定價格限制及定額配給，防止囤積並確保短缺的資源獲公平分配。美國人購買配給品，同樣要用上政府發行的配給券。假設一個人用光該月的糧食配給券，期間便無法再購買食物。是以，不單政府，個人及家庭也會仔細分配手上有限的資源，做到人人不浪費，正是配給制的重點。
配給制對部分國家來說，通常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期間，在公平分配、善用資源方面，制度看來相當合理，但亦可能催生黑市交易、偽造配給券等問題。當年的美國，即使糧食簿內清楚指明所載配給只限收取人專用，人們仍會通過交換不同種類的配給券，獲取想要的物品。在黑市購買物品，或者以物換物，雖然可使人以更符合需求的價格出售商品及服務，有時甚至能緩解短缺，但反過來亦削弱了政府配給物資及價格控制的能力。
戰爭並非實行配給制的唯一時期，多年來一直面對經濟問題的敍利亞，過去 6 年至今，便採用鎖定個人身份的「智能卡」配給燃料、食品等資源。但新技術結合老方法，未見能解決配給制的局限或缺點。智能卡較早前僅限於提供與燃料有關的產品；2018 年 12 月，系統開始在德拉省（Daraa）由政府部隊接管的油站生效。此刻起，油站即開始拒絕沒有智能卡的人士購買燃油。同時，黑市上的燃油價格急劇上漲，民用燃油每升達 400 敍利亞鎊（約 6 港元）；油站售予智能卡用戶的價格，只需 250 敍利亞鎊（約 3.8 港元）。
採用新技術實行配給，同時帶來利益輸送的可能性。開發智能卡系統的企業，實由國家石油及礦產資源部，與私人公司 Takamol Holdings 合資。公私合營不一定代表利益輸送，但經濟統計公司的報告 The Syria Report 稱，該公司有傳與國內最有實力的商人、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表弟 Rami Makhlouf 有聯繫。報道亦引述消息透露，指每發行一張智能卡，Takamol Holdings 可賺取 330 敍利亞鎊（約 5 港元），加上每筆交易中的少量手續費，可能帶給該企業數以億計的收益。此外，由於申請智能卡時需提供個人信息，數百萬公民的私隱就此落入企業手中。
儘管如此，論及科技實行配給的創新程度，當數中國。近年，為打擊浪費及盜取公廁廁紙，全國多地政府包括北京、福州等，便在廁紙架上安裝人臉識別系統，使用者須經儀器掃描面部，方可獲取約 70 厘米長的廁紙。假如想要更多廁紙，需待 9 分鐘後再次掃描。若照「配給（rationing）」的字面解釋：限制每個人獲准擁有某物品數量的系統，上述自然是一種配給。至於中國如何應用新技術為 14 億人配給口罩、以及能否革去配給制的問題，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