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數十年，一直視經濟發展為「硬道理」，其中一個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數，由 1998 年前後的 GDP「保八」，到 2013 年「棄八保七」，再到今年要「保五」。可是，武漢肺炎爆發後，各省市的慘況均顯示出，國家若要真正富強，人民若要生活幸福，就不能單單看經濟發展，還要有全面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改革。
其實過去 30 多年，很多發達國家都在糾正發展方向，改以人民福祉（Well-being）為政策目標。某些經濟大國在這方面明顯後滯於人。英國錫菲大學政治學教授 Ian Bache，在 2019 年出版書籍 Evidence, Policy and Wellbeing，討論何謂人民福祉，而各國又如何把它量化作可以量度的政策目標。
Bache 認為「福祉」這個概念，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哲學中 Eudaimonia 一字，中文有時譯為「幸福」。亞里士多德口中的幸福，是一個人能夠盡展才能，充分培養出自身的勇氣、正義感、意志、判斷力和智慧等德性，他自然能夠有美滿人生。
此哲學影響到很多當代學者，例如 Amartya Sen 和 Martha Nussbaum 在思考何謂理想的社會時，會認為保障人民福祉，就是要提供一個良好環境，令人民可以發展天賦才能，讓他們尋找到生命的意義。而聯合國統計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就包含了 Sen 對理想社會的理解，由 1990 年起，每年計算不同國家的人均收入、人均壽命及教育指數。在 2019 年，中國排名第 85 位。
Bache 提到，早在 1960 年代，已經有人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問題，盲目的經濟發展，未必能令社會更美好。1964 年，美國時任總統詹森發表著名演說「偉大的社會（The Great Society）」，當中提到在一個偉大社會，人們是重視目標質量而不是數量。1968 年，時任美國參議員羅拔甘迺迪的演講提到，GDP 能計算所有事物，除了那些令生活變得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令發達國家經濟受挫，各國再次視重整經濟為首要任務。到 1990 年代，各國的學術界和公民社會，愈來愈關心環保以及人類的精神健康問題。很多人討論要尋找 GDP 以外的發展目標，並提出政府要概括衡量人民福祉，把個人快樂、精神健康等一系列社會價值，納入為施政重點。在 2006 年，經合組織（OECD）就出版研究報告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明確指出應該以其他社會指標彌補 GDP 的不足。
翌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的經合組織世界論壇，就有超過 130 國家共 1,200 名代表一起討論該報告的研究成果。會議結束後，聯合國、世界銀行、經合組織、歐盟委員會及伊斯蘭合作組織共同發表「伊斯坦堡宣言（The Istanbul Declaration）」，承諾會以不同面向量度和促進社會發展，最終目標為改善政策，捍衛民主及人民福祉。而到 2014 年，全球已有超過 160 個由國際組織和政府主導的倡議計劃，研究如何保障人民福祉，除了上述組織，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都有開展類似計劃。
其中最積極的是英國，當局在 2014 年宣佈資助成立 What Works Centre for Wellbeing，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實證為本的研究系統，分析不同因素，例如研究工作、理財、教育、關係、健康及屋住環境等。到底社區罪惡率如何影響個人的幸福感？影響又有多長遠？政府及各界持份者可以如何對症下藥，增進人民福祉？現時，不少發達國家都建立了仔細的量度標準和研究方法，但這只是第一步，長遠還要不斷將其推上政策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