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大爆發之前，在傳媒鏡頭前，中國民眾紛紛表示相信政府，相信領導，他們信心滿滿，歡欣鼓舞，毫無一絲懷疑 —— 當然不排除另一個可能，即懷疑政府的人都被抓起來了。
這些載歌載舞盲撐政府的人，和瘟疫爆發後呼天搶地，打罵醫生，買不到口罩而打砸店舖的人，很有可能是同一批。他們的存在，忽然令我聯想到邱吉爾落選時的名言：「對其領袖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Ingratitude towards their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strong people.）
邱吉爾後來被評為歷來「最偉大的英國人（the greatest Briton）」，Briton 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字：言下之意他是整個民族的其中一員，所看重的是其「個人」，他的性格、愛好、才華、家庭和人際關係，經歷、困苦和為人處事的方式等等，而不是他的權位，或者政治功績。
邱吉爾落選而自我解嘲，源頭可以聯繫到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最廣為人傳的金句：「權力容易腐敗，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如果能從根本上防範權力，便不會拿偉人當一回事。
絕大多數的人對阿克頓勛爵這句話都爛熟於心，其實這句話的下文有更深入的解釋。
阿克頓勛爵雖然是上流社會的成員，但因為天主教的信仰，也不免淪為弱勢，為了捍衛宗教信仰自由，他對「教宗無謬誤」的教義提出質疑，還這樣說：「偉人幾乎總是壞人，即使在他們運用影響力而非權威的時候…… 最為有害的異端邪說，莫過於認為權位使人神聖的觀點。」（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even when they exercise influence and not authority… There is no worse heresy than that the office sanctifies the holder of it.）
懂得這句話，便不難發現，中國的政治為何長期如此，中國文化先天便有權位「神聖化」的傾向。
中國歷史的起點是一大堆聖人：先是甚麼堯舜禹、商湯、周公，後來的甚麼秦皇漢武，又是千古一帝，又是雄才大略，特別喜歡歌頌偉人，但凡造反成功建立新朝的君主，總是視之為「天命所歸」、「天降大任」，諡號制度便是這種文化特有的產物。因為這個傳統，坐在寶座上的帝王，大多也死心不息，總想要有一番作為，成就其個人的「偉大」，不會在乎他的作為需要其他人付出甚麼樣的代價。無論這些帝王個人資質品格優劣，只要能夠為所欲為，都可以說是壞人。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大書特書的，永遠是個別皇帝的所謂「功業」—— 開疆拓土，平定叛亂，大興土木，統一地方之類，以及經他們之手確立的制度或者法令，很少提及這些作為對民間生活，社會風氣，以及最重要的文化倫理的影響。
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土地上，普通人的壽命、財產、物資、食物、器具、讀書、婚嫁、喪葬的費用等等，人際之間相處的方式，處事的法則，道德的標準，到底怎麼樣呢？為何一個不留神便民不聊生，災難頻發，便有人造反，一個皇朝又終結了？為甚麼這個社會在生活品質和文化觀念上幾乎沒有進步和突破的轉變？無論是日用的器具，還是經濟的方式，從法律的嚴苛，官吏的庸碌，到制度的暴虐，以及民間對聖明天子的渴望，只是同樣的内容無限 loop。
中國老百姓崇拜偉人的心態，至今根深蒂固，因此認為政府是超越常人的，必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似乎從來也沒有想過組成政府的人，無非都是凡人，絕大多數時候也和老百姓一樣，都自私懦弱糊塗無能，得過且過，常常犯錯，不願意負責任。由於缺乏對「人」的認識和理解：一面是不把普通人當人，另一面則是把偉人當神。
「偉人幾乎總是壞人」，因為他們首先都是人，同樣不可能倖免於人性的缺陷和罪惡，如果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愈有權力，地位愈高的人，只會更容易敗壞，作更大的惡。中國政治的權力不受制約，皇帝一不高興，還可以隨時廢除一些聊近於無的制約機制。既然權力如此法力無邊，也幾乎沒有人想要改變，只一味希望能擠進權力階級而已。
經過如此漫長的「絕對腐敗」的文化浸淫，整體社會的敗壞已經無法言表，今日許多中國小孩的志向依然是擁有權力，晉身權力階級之後，便享有各式各樣的便利，日常生活的問題幾乎化於無形，災難當前又可以優先脫身，目睹中國的現狀，再對照阿克頓勛爵的老話，又有甚麼令人意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