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總統親自主持儀式，於是有人說：看，美國總統只能和中國副總理簽字，而不是和中國主席面對面，可見中國更有面子。
或許這也是美國的用意，因為從歷史經驗可知：對於一個專制國家，國家利益受損，尚可以為龐大的人口所消化；但統治者需要神一樣的權威，來維持統治的 legitimacy，切不可失。反正這位美國總統出了名「利字當頭」，不拘小節，要他給個面子，他很疏爽的。
但是歷史經驗又在提醒中國人提防「不平等條約」，雖然他們絕大多數還不知道這份協議的具體內容，卻也口耳相傳，言之鑿鑿，認定美國欺人太甚，因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標誌之一，是帝國主義「不平等」，令中國人民奮起反抗，追求解放。
問題是，如果追問「不平等條約」到底不平等在哪裡，對中國和中國人究竟造成甚麼影響和傷害，一般只會得到「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國際社會地位下降」，「中國人民自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等宏大而空泛的結論。
其實，清朝和日本簽「馬關條約」的時候，大多數主戰的官員都認為，由李鴻章去簽約，丟臉的只是他一個人，太后和皇帝的尊嚴依然毫髮無損。至於百姓，當然沒有任何發言權，無論國庫盈虧，賠多少錢給日本，百姓反正也享受不到，或者一如既往做牛做馬。知識分子不但沒有仇恨日本，反而興起向日本求教的風氣，民間關係不退反進。
如果從這個邏輯推論，中國歷史課本上所謂「喪權辱國」四個字，其實是後人編造的概念 —— 那時候的中國，不要說沒有公民，連國民觀念也尚未形成，到底喪了誰的權，辱了誰的國呢？
歷史課本把晚清和西方簽訂的條約，一律稱為「不平等條約」，並不是為「不平等」而叫屈，而是因為打了敗仗，必須付出賠款割地的代價，心有不甘。
譬如「南京條約」要求賠款 2,100 萬銀元，是賠了甚麼呢？其中 600 萬賠的是林則徐銷毀的鴉片，屬於私人財產；主要是英國的軍費 1,200 萬，300 萬則是清償洋行拖欠英商的債，完全意義上的賠款只有軍費這一部分，相當於 850 萬兩銀，而清朝一年稅收是 4,100 多萬兩銀。
當然，割地可以說是 extra 的要求，純粹是當時英軍需要一個方便落腳的地方，又可以按照自己的規矩行事，而不必跟大清的官員糾纏不清。只不過，回望歷史的話，我想，寧願英國割佔香港的中國人，不會在少數，包括反清愛國的孫中山。雖然時至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死咬著「不平等」的字面意義不放，並不重視條約的真實後果。
孫中山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對「不平等條約」耿耿於懷，其中最不能接受的在於領事裁判權 —— 是外國領事享有的治權，侵犯了中國的主權，雖然當時這個主權是由愛新覺羅家族享有。
矛盾的是，租界的領事裁判權（早期以英國為代表），成為許多難民和革命青年的避難所，尤其是知識分子可以享受言論自由，「領事裁判權」某程度上是保護了中國的革命種子和知識精英，醞釀了國家民族的觀念，才有「建立民國」的革命目標。
加上後來許多二三流國家的領事也都享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大幅「貶值」，這些國家本身的法治傳統，也和英美差距甚遠，算不上文明先進。當然最主要的是，民國建立，中國人民自由了，不再是受壓迫的奴隸，主權屬於中國人民，當然不容外國領事裁判權的侵犯。
但是孫中山稱，中國革命尚未成功，是因為外部障礙，亦即這些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逼到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寧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遠一點便跑到南洋群島和南北美洲一樣。」
孫中山將西方「十幾國」一概視為奴隸主，而無視其中英美教會、學校、醫院、商業貿易帶來文明的啟蒙，很難說不是以偏概全：簽了各種對外條約，有如欠了周身債，當然很痛苦，但這不是中國人當奴隸的主要原因：洋人沒有來的時候，中國人做大明、大清的奴隸，比他們在香港、南洋、南美還要淒慘。
事實上，即使十七八國的領事裁判權聯合在一起，也不可能形成一個迫使中國人當奴隸的極權政府 —— 但是欠了周身債，西方「列強」對政府各種事務插手干預，政府弱小，無法大一統，變得像美國一樣強大，對於民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才是心頭大恨。
「不平等條約」是民國知識分子發明的概念，其實反倒留下了一個懸念：到底平等條約長甚麼樣呢？直到幾時，中國人才會覺得自己和別人是平等的呢？談判和協議過程，以及契約精神，都是基於平等的原則，但平等原則不能保證結果是平分秋色，高叫不平等的，只是埋怨自己不是佔上風的那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