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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說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名作「1984」近年洛陽紙貴,文學與政治關係再次引起熱議。哈佛大學歷史與文學研究學者懷特(Duncan White)出版新書 Cold Warriors: Writers Who Waged the Literary Cold War,便帶領讀者重返上世紀冷戰,講述美蘇陣營如何動員作家展開連場文化攻防戰。美國中情局(CIA)甚至重編奧威爾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為袖珍本,以便用汽球送入鐵幕,透過文字想像顛覆蘇共政權。
懷特在書中探討的個案,涵蓋 1930 年代末至蘇共倒台。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對峙之下,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的威脅,有時被視為更甚於政要、間諜或將軍。意大利作家 Giovanni Catelli 去年出版的新書 La mort de Camus,推斷反蘇的知名法國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可能死於蘇聯特務機關 KGB 之手,便可見一斑。
倫敦大學學院英文教授 John Mullan 介紹指出,懷特新書先以奧威爾和匈牙利裔英國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為研究對象,他們同樣在西班牙內戰見識到蘇共打壓異見的真面目,其後政治覺醒,充分運用小說揭露真相。
此後,奧威爾作品被視作意識形態武器,在華沙公約國一律列為禁書。「1984」在英國出版同樣遇阻,相傳是滲透英國資訊部的蘇共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間諜,向出版商 Jonathan Cape 施壓所致;CIA 則出版袖珍版「動物農莊」反擊,方便以汽球運入東歐。曾經為蘇共擔任間諜的柯斯勒,最終成為了忠實的反共文人,1940 年寫成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控訴史太林大清算的不是,戰後旋即榮登法國暢銷榜。
在蘇共境內,樹大總是招風,暢銷未必是好事,作家名氣愈大,愈易招惹政權猜忌。蘇聯小說家巴別爾(Isaac Babel)無法逃過迫害命運,在經歷酷刑逼供和草率的審判後,1940 年死於盧比揚卡監獄(Lubyanka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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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特對於作家的特務身份尤其感興趣。他寫到第二次大戰時期,著名雙重間諜費爾比(Kim Philby)既為蘇聯效力,同時隸屬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旗下指揮的特務便有小說家格林(Graham Greene)。格林當時遠在西非獅子山自由城(Freetown),打算在當地建立「間諜妓院」,以誘惑親納粹的維琪法國政府官員,套取機密資料。有趣的是,格林之後出版小說 Our Man in Havana,對 MI6 情報工作冷嘲熱諷、對古巴卡斯特羅共產政權展現同情,格林卻在現實中繼續為 MI6 暗中效力。
除此以外,西方特務還試圖把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小說「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走私入俄羅斯;在蘇共連番施壓下,蘇聯作家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終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1960 年代,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因調皮的諷刺小說,在 1960 年代鋃鐺入獄,雖則在審判時辯稱作品沒有政治意圖,但 CIA 資助的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廣播其作品,使其百辭莫辯。
在冷戰年代,沒有人逃得出冷戰,很多看似無關痛癢的文化範疇,其實同樣是美蘇角力戰場 —— 世界和平科學文化會議(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背後有蘇共資金;CIA 甚至秘密資助中間偏左雜誌 Encounter,扶植溫和左翼以打擊親蘇左翼;左傾文化雜誌 Partisan Review 高調反 CIA 滲透,但自己同樣在背後收取 CIA 資金。
時移世易,美蘇冷戰記憶塵封同時,國際又彌漫著新冷戰緊張氛圍。究竟在這個以影像為主導的互聯網時代,文學對政權仍有多大的威脅?答案無從得知,但在普京威權統治下的俄羅斯,相傳富想像力的作家倒是相對安全,因為相對於電視和互聯網,文學在普京眼中仍不足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