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小說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名作「1984」近年洛陽紙貴，文學與政治關係再次引起熱議。哈佛大學歷史與文學研究學者懷特（Duncan White）出版新書 Cold Warriors: Writers Who Waged the Literary Cold War，便帶領讀者重返上世紀冷戰，講述美蘇陣營如何動員作家展開連場文化攻防戰。美國中情局（CIA）甚至重編奧威爾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為袖珍本，以便用汽球送入鐵幕，透過文字想像顛覆蘇共政權。
懷特在書中探討的個案，涵蓋 1930 年代末至蘇共倒台。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對峙之下，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的威脅，有時被視為更甚於政要、間諜或將軍。意大利作家 Giovanni Catelli 去年出版的新書 La mort de Camus，推斷反蘇的知名法國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可能死於蘇聯特務機關 KGB 之手，便可見一斑。
倫敦大學學院英文教授 John Mullan 介紹指出，懷特新書先以奧威爾和匈牙利裔英國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為研究對象，他們同樣在西班牙內戰見識到蘇共打壓異見的真面目，其後政治覺醒，充分運用小說揭露真相。
此後，奧威爾作品被視作意識形態武器，在華沙公約國一律列為禁書。「1984」在英國出版同樣遇阻，相傳是滲透英國資訊部的蘇共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間諜，向出版商 Jonathan Cape 施壓所致；CIA 則出版袖珍版「動物農莊」反擊，方便以汽球運入東歐。曾經為蘇共擔任間諜的柯斯勒，最終成為了忠實的反共文人，1940 年寫成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控訴史太林大清算的不是，戰後旋即榮登法國暢銷榜。
在蘇共境內，樹大總是招風，暢銷未必是好事，作家名氣愈大，愈易招惹政權猜忌。蘇聯小說家巴別爾（Isaac Babel）無法逃過迫害命運，在經歷酷刑逼供和草率的審判後，1940 年死於盧比揚卡監獄（Lubyanka prison）。
懷特對於作家的特務身份尤其感興趣。他寫到第二次大戰時期，著名雙重間諜費爾比（Kim Philby）既為蘇聯效力，同時隸屬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旗下指揮的特務便有小說家格林（Graham Greene）。格林當時遠在西非獅子山自由城（Freetown），打算在當地建立「間諜妓院」，以誘惑親納粹的維琪法國政府官員，套取機密資料。有趣的是，格林之後出版小說 Our Man in Havana，對 MI6 情報工作冷嘲熱諷、對古巴卡斯特羅共產政權展現同情，格林卻在現實中繼續為 MI6 暗中效力。
除此以外，西方特務還試圖把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小說「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走私入俄羅斯；在蘇共連番施壓下，蘇聯作家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終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1960 年代，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因調皮的諷刺小說，在 1960 年代鋃鐺入獄，雖則在審判時辯稱作品沒有政治意圖，但 CIA 資助的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廣播其作品，使其百辭莫辯。
在冷戰年代，沒有人逃得出冷戰，很多看似無關痛癢的文化範疇，其實同樣是美蘇角力戰場 —— 世界和平科學文化會議（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背後有蘇共資金；CIA 甚至秘密資助中間偏左雜誌 Encounter，扶植溫和左翼以打擊親蘇左翼；左傾文化雜誌 Partisan Review 高調反 CIA 滲透，但自己同樣在背後收取 CIA 資金。
時移世易，美蘇冷戰記憶塵封同時，國際又彌漫著新冷戰緊張氛圍。究竟在這個以影像為主導的互聯網時代，文學對政權仍有多大的威脅？答案無從得知，但在普京威權統治下的俄羅斯，相傳富想像力的作家倒是相對安全，因為相對於電視和互聯網，文學在普京眼中仍不足為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