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期間，吸煙致死人數估計過億。禁煙漸成世界潮流，煙民往往以反政治化為抗辯理由。不過正如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Sarah Milov 著作 The Cigarette: A Political History 以美國為例所示，由煙草的普及到行業的運作幾乎無一不涉政治。
20 世紀之初，美國煙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壟斷市場，長年引起南部農夫不滿，公司後來因反壟斷法解體成多間企業，但情況並無實質改善。偽競爭下，買家以拍賣形式壟斷市場，價格時刻變動，煙草農毫無議價力，黑箱交易時有發生。南部農夫於是群起抵制，組織協會抽起煙草不賣，直至獲得合理價格為止。如有農夫違禁私下交易，不是被告上法庭，就是遭到「黑夜騎士」（Night Rider）火燒煙草田。
其後煙草農發展出龐大合作網絡，與各種農業組織、大學農業部、出版刊物如「進步農夫」（Progressive Farmer）等合作。雖然農業協會主義（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lism）最終在 1930 年代退潮，但直接影響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確立煙草配額制，政策甚至延續到 2004 年。種植煙草變成一種虛擬產權，按配額分發予地區精英，結果並無達致「農夫代議制度」，反而催生一種「行政寡頭與經濟民粹的混合體」。
Milov 指出，配額制本來僅屬官僚運作，行之經年，卻逐漸塑造出一種「美式農夫公民」（American farmer-citizen）的形象，煙草公司與農業組織視之為「傳統」大力宣傳，煙草農被洗白成「公民、一家之主、教會成員、社區領袖」，而非「領取政府補助的一群」。包括煙草農在內的郊區白人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津貼（例如支持政府管制價格），一邊反對惠及黑人的福利政策。耕種的特權亦逐步演變成不耕種的特權：大部分煙草農出借種植權，成為尋租階級。
煙草界的遊說網絡在戰後更衝出本土，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煙條已是戰場標準配給口糧，煙草界後來遊說聯邦政府為馬歇爾計劃和「和平食糧方案」（Food for Peace）訂下購買煙草配額，將銷售網擴至歐洲。在政客的修辭下，煙草更與民主扯上關係：「對於受戰火摧殘的歐洲人，煙草正好應其所需，為他們燃點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並在民主政府承諾的個體自由下實現。」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則鼓吹煙草的稅收和促進美元交易的價值。美國重商主義就此加劇了全球健康問題。
在遊說團的長年攻勢下，煙草在 20 世紀中葉普及全美，家家戶戶都有「神聖不可動搖」的煙灰缸，然而反吸煙運動亦於同一時間興起，衍生出多個公民團體。當時由於吸煙太過普遍，而二手煙的健康危害尚未廣為人知，以致反吸煙運動要創造出「非吸煙者」（non-smoker）身份，援引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並且借用消費者運動和反文化運動的策略，以生活質素為名，視之為文化取態多於科學問題。遲至 1964 年美國衛生局報告首度指出吸煙可以致癌，煙草引致的公共健康問題才受到科學正視。
然而有科學加持，並不代表禁煙運動無往不利。Milov 借用 1976 年一宗案件說明科學根據如何不及商業利益重要：電訊商 AT&T 員工 Donna Shimp 對煙草極度敏感，一次調遷被轉移到一間充滿煙味的工場，她要求改善通風系統被拒，結果要戴防毒面罩上班。公司醫生堅持她放病假，一放就是數月，即使後來遷調到另一工場，呼吸問題依然不見改善。其後 Shimp 求助於反吸煙團體，控告管理層及工會意圖無理解僱，最終勝訴，規定職員只可在午休時間吸煙。
Shimp 休假期間，收集大量吸煙有害公司盈利與員工生產力的研究和證據，用以遊說其他企業，後來更成為營造無煙職場空間的專業顧問。案件裁決之後，其他公司試圖通過法律途徑限制該項判決的適用權，然而在陸續出現的訴訟過程又揭露濃煙會損害儀器機能，利益面前，原本不滿反吸煙運動的企業亦一改態度。在科學管理的名義下，至 1990 年，有 38% 企業全面禁煙，68% 實施限制措施 —— 對比 10 年前只有 15% 企業關注吸煙問題。
美國企業禁煙之所以雷厲風行，與 1990 年代工會勢力沒落，措施得以繞過集體談判權亦有關係。現時美國企業有權開除煙民職員，甚或以伴侶吸煙為拒聘理由，最受影響的是基層員工。Milov 認為，美國禁煙運動背景相當白人中產，「革命的修辭僅限於郊區自由主義的安全範圍」，無意間助長了保守派的政治策略，譬如列根政權的衛生局就是反吸煙的旗手，影響尤為深遠，甚至今日美國的貧富差別也多少可用吸煙作為指標比較。吞雲吐霧，都是政治的煙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