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民對政權不滿，走上街頭抗爭，獨裁政府很多時會訴諸暴力，血腥鎮壓人民反抗的聲音。2019 年，香港人便飽受了超過半年的警察暴力，而世界多國也烽煙四起。獨裁政權的法寶，除了槍炮，還有文宣機器和媒體審查，用以作思想箝制。由於單憑血腥鎮壓，很快便會民心背離，獨裁政權會以各種措辭，美化暴行，凝聚民心。過去不少社會科學學者，便剖析獨裁政權美化暴行的方程式。
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 Andrew March 曾於 2003 年撰文，以烏茲別克為例子，分析獨裁者卡里莫夫（Islom Karimov）的措辭。他指出，獨裁者會營造一些全國民族共同追求的價值和目標，並視之為民族構成的根本，繼而把自己塑造成民族救世主，開動政府機器來引領民族達致崇高宏大的共同目標。
都柏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 Alex Dukalskis，前年則出版書籍 The 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講述北韓、緬甸和中國的獨裁政府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權力。他不單分析了大量政府官方文宣，也深入訪問脫北者、緬甸流亡者和中國異見分子。他指出，獨裁者作為掌權一方，會強調一些保守價值，如穩定和公共秩序。抗爭者會被抹黑成擾亂公共秩序、被外國人操縱的罪犯。然而，Dukalskis 並不是完全悲觀，他認為北韓的黑市市場、緬甸的獨立記者和中國的網絡平台，仍然展現了顛覆政權論述、突破思想箝制的可能性。
分別來自圖賓根大學及漢堡大學的政治學家 Mirjam Edel 和 Maria Josua，去年則於老牌政治學期刊 Democratization 撰文，以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的方法，理解獨裁政權合理化血腥鎮壓。框架理論指出，人在接收資訊的時候，都會透過一些敘事框架（Frame）去理解和定義事情。一個敘事框架會有角色、橋段、目標受眾以及價值取向。在民主社會，不同政治力量會整造不同框架，為不同政治事件作出論述，並通過傳媒機構散播出去；而在獨裁社會，由於審查制度，獨裁者可以透過屬下的傳媒機構，直接向目標受眾講話。至於敘事框架的橋段和價值取向，則和當權者的意識形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國際形勢有關。
Mirjam Edel 和 Maria Josua 選擇埃及和烏茲別克作個案分析。烏茲別克在 2005 年發生安集延大屠殺（Andijan Massacre），當時市民上街集會，抗議政府以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為名，無理拘禁 23 名商人，同時也表達多年來對政治和經濟現況的不滿。可是，自 1991 年一直掌權的獨裁者卡里莫夫，下令軍隊以機關槍擊殺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死亡數字超過 700 人。2013 年，埃及發生拉比亞屠殺（Rabaa massacre），當時軍方發動政變，罷黜民選總統穆爾西，穆爾西的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軍方干政，並佔據開羅的拉比亞廣場，惹來軍方血腥鎮壓，期間殺死 817 名示威者。
兩位學者分析兩件事件前後的報紙和官方聲明，比對獨裁政府如何美化暴行。她們發現兩地獨裁者的敘事框架，都強調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醜化群眾抗爭為恐怖主義行徑，威脅國家及社會安全和繁榮。兩位學者認為，這與 2001 年後，美國掀起的全球反恐戰爭有關，令獨裁政權得以用反恐為由，對內粉飾惡行和穩住精英階級，對外則回應西方世界指摘。除此之外，卡里莫夫政府也指控示威者勾結塔利班等外國勢力，要顛覆憲政秩序，這與卡里莫夫一直鼓吹國族主義，區分烏茲別克伊斯蘭主義和國外伊斯蘭主義有關；而埃及軍政府則指斥示威者擾亂市民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