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法會審議公務員加薪議案，其中一大爭議是警察，泛民議員希望警察薪酬調整能作獨立審議。香港的公職人員薪金，一向差不多冠絕全球，尤其特首林鄭月娥，薪金更位列全球領導人第二，連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人工，也比澳洲總理高。在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一直有種「高薪養廉」的想法；可是，近年香港政府民望低迷，而公職人員人工持續高企，有人直斥是「高薪養惡」甚至「高薪養貪」，究竟學者們是怎樣說的？
其實高薪養廉的說法，源遠流長，在中國宋朝，范仲淹已提出「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18 世紀，現代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 在他的名著「國富論」提到，不能令肩負重任的人生活困乏，該以高薪補償他們花在自身教育的投資，並激勵他們繼續為大眾福祉奮鬥。二戰後，芝加哥大學兩名經濟學家 Gary S. Becker 和 George J. Stigler 在 1974 年發表的論文，則為高薪養廉一說提供理論基礎。他們認為提高公職人員薪水，就能減低他們收取賄賂的慾望，因為會變相增加他們犯規的風險成本。相反，貧窮的公職人員會有更大誘因，透過濫用公權力來斂財。
往後，不少學者都嘗試尋找實證以引證高薪養廉的理論，當中包括大型迴歸分析以及個別國家的個案分析。
可是，學界一直沒法就高薪能否養廉達到共識。而且，Becker 和 Stigler 以及其後學者的研究，並沒有為高薪養廉理論建立一個有力的因果機制。Becker 和 Stigler 的假說，其中一個關鍵是人工愈高，貪污被發現後的代價愈大。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有效監察機制，公職人員領取高薪後大可為所欲為；邏輯上，兩人的假說，關鍵可能在於「被發現」，而「非人工愈高」。除此之外，以政策執行角度來看，高薪養廉亦未必是理想做法，一來對於一些人而言，在上位者享受奢華厚祿，本來就是腐敗的表現，或會令民意反彈；而要支付公職人員高昂薪水，長期會影響資源調撥和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
一班以色列海法大學的學者更於 2016 年在期刊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撰文，指出高薪可能會令人更貪腐。他們透過「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收集來自 58 個國家共 18,800 份問卷，希望了解薪酬誘因與人們接受貪污行為程度，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高薪未必會令公職人員更高效廉潔，而且更可能有反效果。他們指出依賴外在獎賞來鼓勵公職人員廉潔奉公，會削弱自我約束（self-regulation）的心理機制；長遠而言，或令到他們以利益為本作思考，更訴諸工具思維，趨向自利。他們和公營機構的關係，變得純粹互惠互利，此價值觀或會令他們更易以權謀私。更甚者，這種組織文化，或會造成劣幣驅良幣，吸引更多自利的投機主義者，令有志者卻步，就如英國的研究例子。
除了以色列海法大學的學者們，近來也愈來愈多個案研究，顯示高薪與養廉沒有關係甚至會呈現反效果。公婷和吳木鑾在 2012 年於期刊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發表研究，以中國大陸作為例子，比對工資升幅和貪腐個案升幅數字，否定高薪養廉的理論。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者 Kweku A. Opoku-Agyemang 則研究加納的案例，發現加納大幅增加警員人工後，警員胃口反過來大了，非法索取路費的金額增加了。他把部分研究成果放在世界銀行網站作公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