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阿薩姆邦（Assam）的公民登記計劃今年 7 月結束。結果出爐，約 190 萬人遭剝奪國籍身份，有指這次是針對穆斯林的排除行動。日前，印度議會通過另一項法案，為 2015 年前來自鄰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及阿富汗的非法移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渠道，然而穆斯林不會獲批准。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教授 Sumit Ganguly 在媒體「外交政策」撰文，指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此舉，可能為國家一直以來的世俗主義傳統敲響喪鐘。
上述來自三國的非法移民，並為印度教、錫克教、佛教徒、耆那教、巴斯人及基督宗教信仰者，只需在印度生活或工作 6 年，即可入籍印度。但反對法案的人認為，法案具排他性，並違反憲法所載的世俗原則，因為不能以宗教信仰作為判斷公民身份的條件。研究憲法的學者兼律師 Gautam Bhatia 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把所謂的移民劃分成穆斯林及非穆斯林，是公然將宗教歧視納入法律，與一直以來的世俗憲法精神背道而馳。」
Ganguly 分析，總理莫迪的印度人民黨（BJP）政府之所以提出相關立法，原因看似簡單，實際複雜。表面上，議會佔多數的右翼人民黨純粹執行其意識形態，落實競選宣言。但 Ganguly 認為，這未能解釋何以人民黨會由一個原本在社會、經濟及宗教上持保守立場的政黨，演變成一個竭力改變印度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政黨。
他指出，人民黨在過去幾年間，經歷了根本性轉變。2014 年至今，該黨持續成為多數黨已有 5 年，並推動了印度教狂熱分子坐大，全面的轉化在此期間穩步崛起。Ganguly 認為，一切均在莫迪及現任內政部長、「公民身份修正案」主要制訂者沙阿（Amit Shah），他們自我改變意識形態及指導下進行。不過，何以 5 年時間，便令人民黨產生重大轉變？
Ganguly 以前人民院議員及前人民黨領導人 L. K. Advani 為例，指他具強烈反世俗傾向。但即使 1992 年印度教徒摧毀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Advani 成功領導整場反穆斯林運動，仍未能徹底激化黨內人士對穆斯林的態度，將黨內所有溫和派邊緣化。另一方面，莫迪與沙阿卻已成功令人民黨朝向反穆斯林、印度教多數派意識形態發展，同時贏得國家及邦級選舉。
至於莫迪及沙阿，Ganguly 解釋他們通過多種手段實現目標。例如巧妙地邊緣化自身，又塑造一個軟弱萎靡的反對派形象，由此引起印度教徒群體不滿，並將責任歸咎於其他少數群體。Ganguly 表示，新方向的部署極具清晰視野，又不斷發展力量，包括任命一些學識資歷成疑的人搶任政府要職，目標是要促進與傳播激進印度教思想。莫迪第一任期內，即選擇專業資格乏善可陳的歷史學家，領導負責指導歷史教科書編纂的印度歷史研究學會（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ICHR）。任命意義之大，亦見莫迪的政治手腕。
Ganguly 續指，現時知識、自由及世俗主義的堡壘 —— 大學 —— 亦面對政府敵視。上月國內首屈一指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學生抗議政府調高費用而示威，政府則派警員鎮壓，斥示威充滿政治動機，目的是令學校成為「城市納薩爾主義」（urban Naxalism）研究所。與此同時，政府還通過各種措施，成功地控制印度重要媒體。
回到法案問題上，Ganguly 認為人民黨的立法行動，或會鞏固其在印度選民當中的支持度。印度教徒人口佔近 81%，並享有傳統特權，而人民黨領導人亦成功利用他們對其他群體的憂慮，成為任何公共政策的失敗，以及最近國家經濟急劇下滑的代罪羔羊。由此，即使讓其他非穆斯林少數群體，改變印度公民身份的基礎，亦不能緩解鄰國少數群體的困境。因為沒有人願意離開熟悉的家，投奔前路不明的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