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並非中國獨有，亦非新鮮產物，甚至早於戰國時期已見概念雛型。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在編著的「重新思考皇帝：從秦始皇到末代皇帝」其中一章提及，秦國能夠躋身強國，主要得力於編戶齊民和殖民政策，佔據戰略要塞成都平原，並一度在蜀地實行「一國兩制」半個世紀，藉其豐足資源富民繕兵，再以此為據點逐步吞併楚國，奠定霸權。
「建立皇帝制度的人：始皇帝與他的帝國」一文中，胡川安提到秦孝公厲行商鞅變法，造就秦軍壯大，令惠文王得以圖謀東方。當時秦國位處陝西渭水流域，東接魏、韓，西鄰緜諸、烏氏，北至義渠、朐衍，南及楚國、巴、蜀，當中以蜀「其國富饒」，秦將司馬錯力主侵蜀：「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富國、廣地、強兵「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加上巴、苴與蜀國相爭，雙方各求助於秦，出師「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故此「不如伐蜀」。進言獲惠文王首肯，南進遂成國策。
「尋求一個廣大的腹地以增加自身的後援基礎，打破七雄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均勢狀態，即為秦國欲統一天下的關鍵。」其中，成都平原是為兵家必爭要塞，秦楚皆多番經略此地，由此可知。最終惠文王假意與苴、蜀雙方結盟，借道苴國突破劍門天險，攻陷蜀都成都之後，悔約揮軍苴、巴兩國，一舉收攬四川盆地一帶。
成都平原離秦都近千公里，相隔漢中楚地，又有秦嶺、巴山之阻，其相距之遙、規模之大、文化之異，未曾見於戰國七雄的管治經驗，羈縻政策遂成緩衝方案：惠文王封巴王為「君長」，貶蜀王公子通為侯，保留地方勢力，派駐秦官張若為蜀國守攝政，秦王則享名義治權。雖為傀儡政權，但在一國兩制之下，蜀地不行秦土地法，巴蜀地主擁地多寡不受齊民編戶所限，亦毋須服從郡縣的經界，甚至山澤鹽鐵之利亦為民間包攬，非按秦例國家專營，學者劉仲敬就以香港比擬「巴蜀特區」，將商人巴寡婦清和卓王孫喻作「巴蜀李嘉誠」。而蜀土富庶，物產豐盈，躬耕走販足以安居，生活方式與社會文化截然迥異於徭役苛刻、窮兵黷武的秦國模式。不少秦官事蜀數年，聯同蜀侯造反，除利益算計外，或許亦有其深層次原因。
不過，秦國歷經變法已脫胎成中央集權國家，「一國兩制促使地方與中央始終處於緊張關係」，約莫五十年後，秦以蜀侯謀反為名出兵鎮壓，成都平原舊勢力被清洗，當地徹底殖民。胡川安指出，四川作為秦國殖民地，改造第一步在於築城，相當於設置直轄縣，隸屬國君管理，並囤兵戍守，以便東進侵擾楚國，亦防蜀人叛亂；秦國又將本國經濟制度施行於成都平原，以官營手工業取代當地經濟活動，由林礦、貨幣、農具到兵器、磚瓦、陶器等資源皆由政府壟斷出產。此外，昭襄王耗費大量當地人力物力，命蜀郡太守李冰築都江堰，一方面治洪以增糧產，開墾「天府」，供給軍輸，另一方面闢岷江水路，接駁成都，方便運兵載物。後來嬴政滅楚，正是因四川地理之便，從長江上游兩路出兵中游楚國。
換血亦是殖民政策之一。鑑於蜀地「戎伯尚強」，秦國剷除地方豪族，頒令移風易俗，又積極徙民至川蜀一帶，以壯秦人勢力，而吞併六國之後，更將四川殖民模式推行全國。徙民目的有三：政治方面，遷走地方豪強及政治犯，削弱其影響力；經濟方面，徙置之地富含礦藏，動員移民開發；國防方面，則有實邊及實都兩種需要。秦始皇將六國人民大規模遷徙至臨邛、葭萌、房陵和嚴道等成都平原邊陲之地，就有換血、戍邊及闢林開礦的考慮。
「讓秦國贏得六國戰爭的方法在於商鞅變法後的政治與社會基礎，後來秦透過蜀地的殖民政策，完全可以利用當地的經濟資源，讓它成為超級大國，無人可敵，六國對於秦來說已經是囊中物，攻克只是時間的問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強秦天下，不過半世。所謂「五十年不變」期間，三代蜀侯盡皆叛秦，不啻勾結外部勢力（西南丹、犁部落），隨同蜀侯煇起事二十七名大臣之中，大部分更是秦人。如此是否意味蜀地一國兩制早已預示六國大叛亂，成也殖民敗也殖民？相信巴蜀特區人民相當有發言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