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創始人之一，國學大師錢穆和兒女闊別 30 多年，直至 1980 年代才有機會在香港見面。
根據他夫人的回憶，1984 年第二次相聚也是最後一次，他的兒女也已年過半百，還帶著孫輩，天倫得聚，但是氣氛落寞，幾乎是相對無言。錢夫人稱：「當年父子異途，兒子們以大義相責。當時國家天翻地覆，個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敗，早已不在他心上，也無需作何解說。」話雖如此，但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兒女竟無一句交代，還是令他十分遺憾。
「過去發生的事」，指的是錢穆的兒女在中共建政之後，拒絕跟隨父親逃到香港，反而寫信對他嚴詞斥責，還將中國官方批判他的剪報寄給他，從此「父子異途」。直至 1980 年代相聚的時候，他已經 80 多高齡，歷盡離亂，總算避禍到了香港，又因為六七暴動再被迫遷到台灣，文化的摧殘，政治的動盪，家庭的分離，必然令他十分痛苦，但是到最後，他只是希望聽到兒女能親口給他一句交代，可惜未能如願。
其實他想要的「交代」，無非是兒女能夠反省，因為他們已經是經歷過文革劫難的中年人，不再天真幼稚，應能明辨是非對錯，他希望兒女承認過錯，為他們對父親的傲慢和仇視有所懺悔。
這一件看似平常的家事，其實也是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事：就是對歷史欠缺交代，沒有懺悔。
「懺悔」是中國文化十分陌生的概念，原因之一是因為權力的關係。因為權力集中，每一次犯下過錯，都不需要向其他沒有權力的人道歉；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信仰。
中國的王朝統治，雖然口稱奉天承運，皇帝又自稱天子，但這個「天」是個抽象概念，對他沒有任何管束和制約，皇帝繼承了天命，就是至高無上，皇帝會不會知錯悔改，全憑他個人的品格；但是如果懺悔之舉，對他的權力不利，令他顯得軟弱，他當然是絕對不會做的。
但是在西方，君權神授，但神權也是有代表的，君權和神權並行，已經是一個分權的基礎。權柄歸於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根基，「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美國先賢在費城開會制訂憲法的時候，長時間僵持不下，苦無出路，於是富蘭克林提出，不如齊來祈禱，求上帝賜予他們智慧。
信仰上帝，是美國立國的精神支柱，因為信仰，他們明白人無完人，承認凡人設計的制度必然充滿缺陷，需要修補改錯，但是中國文化沒有這種信仰，天子必須包裝成完美全能，接近神的地步，才能保證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遇到難關，永遠是由最大的權力一聲令下，一錘定音，無所謂向更高層次的存在祈禱智慧。
這種觀念，也從政治深入到日常生活，因為缺乏懺悔精神，犯下過錯甚至罪行，不但不需要交代，甚至不必承認，誰更有權力，誰就可以一筆勾銷，最多是等時間流逝，不明不白地消散。
錢穆的兒女在父親面前，沒有來得及懺悔，也許是因為闊別了 30 多年，早成了陌路人，無言以對也很正常。許多人說中國人臉皮薄，對於問心有愧的事，當面開不了口 —— 說得太委婉了，因為平日生活裡也沒有懺悔的習慣，甚至不能夠真誠面對自己，常常是把心事吞到肚子裡，選擇稀裡糊塗了事。對自己不坦誠，對待歷史的態度也一樣，有利的就大書特書，不利的就一筆帶過，甚至隻字不提，或者顛倒黑白。
錢穆的次子錢行在父親去世之後，終於表示要多讀父親的書，「以贖不孝之罪於萬一」，他有贖罪的覺醒，但是為當年誤信的政治宣傳而公開懺悔，依然是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