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11 日，香港示威者再次號召三罷，並於朝早四處堵路，其中在西灣河，一名 21 歲少年，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警方以真槍射擊。在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示威者都會以佔領主要幹道為抗爭手段，而同樣地，部分人尤其資本家，會責難他們阻人上班。相關的討論已爭論幾十年，示威者有甚麼道德理據進行佔路？
公路本來就是非常現代的產物，各地政府在二戰後，大舉興建和擴充公路，藉以聯繁各地，促進人流和貨流，從而支撐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例如美國聯邦政府 1955 年公佈的州際公路系統（US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大綱，就希望建立逾 41,000 里的州際公路。然而，發展公路為當地居民和環境帶來沉重代價，小至噪音、空氣污染，大至水源污染，甚至強拆迫遷。於是，早在 60 年代，各個發達國家就有所謂的公路革命（Highway Revolt），佔領幹道，成為居民阻止公路計劃的其中一種手段。除了美國和英國，澳洲墨爾本和悉尼、加拿大等地都有類似示威，有公路計劃因而被迫取消。
而以佔路作為示威手段，亦慢慢不限於城市規劃議題，美國新聞網 The Intercept 就嘗試疏理工運者佔路的歷史。文章指出，90 年代 Justice for Janitors 運動時，示威者首次將佔路手段應用於工運。當時清潔工組織起來，在華盛頓佔路，要求改善薪酬待遇，成員在大橋架路障，並堵塞繁忙的車路。1995 年，他們更曾阻塞 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Bridge，影響數以十萬計華盛頓人的交通。美國汽車協會當時直斥有關行動是「交通恐怖主義」，但 Justice for Janitors 事後深得清潔工人的支持，全華盛頓有 9 成清潔工都是他們工會的會員。到近年，很多示威運動，例如 Black Lives Matter 在美國和英國的示威，以及上月直捲全球的 Extinction Rebellion 中，佔路已成為家常便飯。
多年來，保守派和資本家都大力抨擊示威者的佔路行為，共和黨人 Doug Ericksen 就曾經提出「經濟恐怖主義」法案，賦予華盛頓州政府嚴懲佔路者的權力，最高可囚禁五年，罰款一萬美元。Doug Ericksen 表示自己堅定尊重人們享有示威自由，但當示威影響到人們的生活，威脅別人的財產，就完全過了火。他聲言訴諸恐懼、威嚇和破壞，不是一個具合法性的政治表達形式。
Justice for Janitors 早年的發起人、美國工運領袖 Stephen Lerner 駁斥批評時指，清潔工彷彿被社會當作透明，他們的存在總是被忽視，他們的聲音總是無法被傾聽。當他們佔領公路時，人們總是提出過百樣的「選項」，並著他們應該做某某行動，不應佔路。可是，那些所謂的「選項」，他們都一一做過，他們曾經寫過無數信件，簽過無數聯署，發起多次訴訟；在示威初期，他們嘗試在晚上於資本家和政府的大樓示威，但一一無人傾聽，他們只能佔路，令權貴利益受損，迫令他們注意到示威者的訴求。
美國社運人士 John Halstead 在網站 HuffPost 上撰文表示，美國憲法保障集會權利，卻沒有所謂在道路行駛的權利，人們不能把商業利益凌駕集會自由。有人或者覺得佔路會「阻人上班」，但示威就是要迫令人們停下來，要整個社會體制停止運轉，即使只是阻擋到數分鐘也好，因為這個體制正不斷殺人，不斷破壞環境。「上班」就是繼續參與這個體制，人們應停下來反思參與這個體制會帶來甚麼社會代價，佔路是會帶來不便，但社會變革從來都不曾方便；人們或會因感到憤怒，而不同情運動。但當人們感到不便、不快、憤怒，人們才發現不能一切照舊，才會有反思的可能，這就是任何變革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