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省港大罷工爆發，時任港督金文泰曾建議倫敦政府發動「第三次中英戰爭」，永久割據九龍新界，遭唐寧街回絕；1940 年代初，中、美、英三方就香港戰後歸屬問題展開談判，國民黨政府在羅斯福支持下，收回九龍新界的提議一度佔上風；1967 年六七暴動之後，英方考慮推動香港民主進程，周恩來以出兵威脅，最終擱置；1984 年，香港人被滅聲之下，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九七易幟。歷史證明，香港前途從來並非內政問題，而是受制於多方角力，2047 期限亦不會例外。中英聯合聲明耳熟能詳，1943 年香港歸屬磋商則鮮見著述，回顧當時談判經過，認識香港前途的形塑動因，相信有助理解香港現時的政治困局。
若說 1944 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 —— 豫湘桂會戰潰敗、美軍觀察組進駐廷安、蔣介石與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決裂、國共談判破局、毛澤東決意打下中國 —— 1943 年則似是「萬曆十五年」：驟眼無足輕重，其實暗湧浮動。「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一書收錄多篇研究當年的論文，其中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歷史學者 Nobchulee (Dawn) Maleenont 「帝國 vs 民國：香港在同盟國之間」（Empire versus Nation: Hong Kong between Allies）一文就追溯戰時局勢以及引述中美英三國的外交往來，重組不同勢力如何左右香港戰後地位。
1941 年聖誕，香港淪陷，數月內新加坡、馬來半島及緬甸相繼失守，加上納粹德國橫掃歐洲，大英帝國弱態嶄露；與此相對，國民政府成為抗日主要力量，美國為拉攏中國以牽制日軍的太平洋戰力，大力支持國民黨收回完整國家主權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同盟國策略「重歐輕亞」，太平洋戰事又連番失利，令國民政府懷疑盟軍抗日的信心，英國駐重慶使館報告指中方憂慮「德國一旦戰敗，英美將不會繼續對日作戰」。更有傳言指國民政府考慮與日軍媾和。為打消中方的悲觀情緒，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提議「廢除中國長期以來視為國恥的治外法權」，如此則能「以最小代價提升英國在華的形象」，改善兩國關係。
1942 年 10 月尾，英方向國民政府提呈新約草案，表明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放棄天津和廣州的租借以及在上海的特權。國民政府卻不甘於此，進而要求中英雙方平等而互惠之下，「不平等條約被斬草除根式地終結」，包括收回英國租借的「九龍租借地」（指新界），輿論甚至暗示已割讓的香港島於戰後亦須一併歸還。英方對此大感意外，認為要求不可理喻。至 12 月中旬，新約談判大致達成共識，唯獨香港歸屬問題議而不決，中英互不相讓，威脅拒簽新約。
當時香港缺乏自然資源及物資生產力，貿易地位不及上海，戰略地位亦遠遜新加坡，然而邱吉爾與蔣介石卻就香港重光後的歸屬問題激烈對壘，甚或到危及同盟國合作的地步。Maleenont 指出，英國之所以立場強硬，主要是考慮到骨牌效應，一旦在香港問題上讓步，等於向中美壓力屈服，帝國其他殖民地岌岌可危。「帝國主義霸權的終結對英國政府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尤其是對邱吉爾這樣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者。」充其量對主權作出部分調整，總之「英國必須保留對香港的行政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英國外交部立場不變，不過主張香港問題延至戰後再作商議。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同樣意志堅決，則是出於民族主義。蔣介石著作「中國之命運」於 1943 年 3 月出版，書中狠批帝國主義勢力加劇國內動亂，窒礙經濟發展，令中國淪為東亞病夫；又宣稱要重振中華，將帝國主義勢力徹底逐出中國，並強調國民黨政府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收復不平等條約下所喪失的領土。此時香港忽然成為民族感情的投射對象。蔣介石 1942 年 12 月 22 日的日記表明，假如英國不同意歸還香港租借地，則新約作廢。「出於民族尊嚴（對英國人來說，則是帝國的尊嚴），中英雙方都拒絕讓步…… 在香港歸屬問題上的僵局表明，香港更多地具有象徵和情感意義。」香港民族主義情緒同樣高漲，戰後重光，英國海軍駛入香港之際，家家戶戶插上民國國旗，冀望早日回歸中華民國。
國民黨中固然有親英派（如杭立武）斡旋，但蔣介石亦非無理獨斷。同年年底中美已就新約完成談判，而英國為與美方保持一致，亦已作出不少讓步，包括貿易國民待遇，獨欠香港問題。然而現實政治面前，民族尊嚴比不上實際需要。新約懸而未決之際，南京政府汪精衛已捷足先登，飛往日本與東條內閣磋商放棄日本在華特權事宜，藉此打擊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與此同時，中美英三方正籌劃緬甸戰役，美方倚重中國抗日，中國則亟需裝備和補給；而要向中方輸送大量物資，必須從日方手上重奪滇緬公路，英國軍力於此相當關鍵，特別是皇家海軍。「無協議」在即，國民政府面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
12 月 30 日，蔣介石得悉英國維持既有立場，拒絕討論香港歸屬問題，當下「大怒」，認為「無法接受」，同時亦清楚節骨眼上，得罪英美對滇緬公路戰不利，結果決定暫且讓步，打算「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收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何如。」1943 年 1 月 11 日，新約簽字，歷時兩個多月的談判落幕，然而外交角力並未結束。
同年 3 月，羅斯福建議英國與中國妥協，將香港轉闢為自由港，權益由中方保護；蔣介石則表示應先歸還香港，再由中方著手辦理。其後數月，中美展開香港自由港的討論，羅斯福年底於開羅會議為蔣介石打下強心針之餘，本人亦有意將美國解殖模式套用於香港：「此事不容置疑，因為打敗日本靠的是 99% 美國人力和物資…… 美國戰後外交政策必須讓英國、法國和荷蘭像我們管理菲律賓那樣對待他們自己的殖民地。」
另一邊廂，英國殖民地部則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擬訂收復香港後的改革計劃。儘管外交部此時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已有所消退，甚至表示「不值得為香港一戰」，整體而言，英國取態仍與 1942 年談判一致：戰後雙方可就縮短新界 99 年租借期談判，香港島則已永久割讓，不在討論之列。
當戰局起變化，中美英勢力平衡打破，香港前途亦由此重塑。1943 年中起，英軍在北非與東歐戰場屢有斬獲，美國的太平洋跳島策略亦見奏效，相較之下，中國對日作戰的重要性就被削弱。加上國民黨統治區局勢不穩，5 月重慶米價高漲六成，饑荒肆虐河南廣東，災區更出現人相食；官員腐敗、苛捐雜稅與強徵民兵之下，湖南、貴州、甘肅和四川均見農民起義及軍事譁變。「中國內部局勢的惡化…… 戰場地位的下降威脅了中國在未來與西方盟友的平等地位，影響了中國在戰後重塑世界格局中的影響力，損害了國民黨政權在戰後中國政治中的絕對（或許是唯一）地位。」
外國輿論隨民意開始逆轉，批評蔣介石的聲音不絕，共產黨的形象則日趨正面。中國民主同盟幹將張君勵批評國民參政會「不夠民主」，國民參政會議員錢端升更直接致函邱吉爾力數蔣介石政權弊端；美方有報告指中國形勢全面惡化，甚或預測「中國堅持的時間不會超過 6 個月至 1 年」；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則恐防國民黨政府淪為空心政權，中國重陷軍閥割據。
該年 8 月，蔣介石派宋子文出使英國商討緬甸戰役及 5,000 萬美元貸款事宜，不但隻字未提香港戰後地位，更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承諾不再向當地政府施壓。據宋子文匯報，他「有意識地避開香港問題…… 因為羅斯福對此自有辦法」。不意其後羅斯福猝逝，國民黨抗日而後又陷內戰，無暇顧及香港，自由港方案終於難產。
Maleenont 認為，1943 年前後香港前途談判，體現出同盟國戰時外交的一個普遍現象：戰爭需求與長期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英國帝國主義日漸式微而拒絕讓步；另一方面各方後來對香港三緘其口，則說明意識形態不及戰爭需求緊急，外交政策最終取決於戰局的走向。英國之所以能保住香港，全賴三大因素：戰局發展有利英國、反帝國主義者羅斯福遽逝，以及中國陷入內部危機。
放諸今日，香港經濟戰略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前途去向所牽涉者已不止中美英三國，全球持份者同在觀望。觀乎局勢，新冷戰已經揭幕，即使美中貿易戰結束，西方陣營亦不會停止反制中國，而中共近年已陷入經濟衰退、權鬥白熱化的管治危機 —— 看來就差一個羅斯福。
